金大侠短篇杂谈 [很少见]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38:31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相思曲》与小说</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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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庸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nlesM.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nlFaulkner），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是一个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店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城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剌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妓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祥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祥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杷这个有力的故事改交为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活（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风云阁主摘自《三剑楼随笔》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39: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北国初春有所思</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查良镛
　　　　　　　　　　　　　一高空的遐思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费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离，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近天地宽。
　　　　　　　　当念万家糸苦乐，敢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
　　　　　　　　　二北国春早似江南
　　离开香港时料想北国春寒料峭，所以带了厚毛衣和大衣，岂知抵达北京，下得机来，阳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阳春三月的意味。来机场接我们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我这次去北京，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和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及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正在开会，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看来很年轻。
　　从机场到市内，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车。我们到得早了一个月，树梢尚未见嫩芽，待得四月间，那就满城万花似锦了。
　　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见曾建徽主任。新闻办与港澳办是国务院属下的平行机构。国务院属下有“部、委、办”三种不同机构，级别相等，负责人是部长级。新闻办公室本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对外宣传机构，目前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减少了共产党的宣传任务，而加强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等工作，所以划规国务院系统。曾先生和属下司局级负责人都精通外语，谈到国际及香港各种事务时，消息灵通得很。他告别强调，香港记者想询问情况，随时可请他们协助，新闻办会尽力相助联系有关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记者，主持招待会的就是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电视中都见过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设宴。燕莎中心是一个包括酒店、商场、餐厅的综合场所，规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货公司的规模也不小，人们一层层的参观。有一座啤酒厅相当别致，酒排里有一双硕大无朋黄铜啤酒桶，旁边一间大房中是一只只的啤酒发酵大木桶。啤酒厅供应最新鲜的自酿德国式啤酒。营业直至凌晨二时，我们去参观时见已坐满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国慕尼黑啤酒厅的景象，估计外国顾客约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专家管理的旅馆，设备及服务与瑞士本土的旅馆无甚差别。中国人手多，服务水准虽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欧美。房间的信笺信封上都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见服务的素质。
　　　　　　　　　　　　三中国将是经济巨龙
　　3月19日上午去参观秀水街等几处成衣售卖摊档，是出于我们的要求。
　　这些摊档全国闻名，主要是供应来自东欧的顾客。秀水街的摊挡品质较好，价格自然也贵些，光顾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人。使馆区附近一两条街的摊档则是以供应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商贩为主。这些东欧商贩提了极大的条纹胶布袋，和摊档东主讨价还价。讲价钱用小电子计数机进行。东主在计数机上按一个数字，商客摇头，叽哩咕噜的讲几句外国话，另按一个数字；东主连说No，No，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语甚至北京话，再按一个数字，相信是减了价；客商再摇头，再说外国话，再按数字。如此如此，终于双方点头，各说对方都不懂的语言，满脸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种廉价的花布裙、丝衬衫、羊毛衫、牛仔裤等等塞满一只只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阔条胶纸，将布袋全部严密包封；又有小货车、单车、三轮车、的士等候载客运货。
　　这几条街据说营业极旺，下午三、四时挤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员说，一个普通摊档每月营业额约10000元，除去货物成本5000元，摊位租金、管理费、税项、水电等约2000元，每月可得利润3000元。一对夫妇经营一个摊档，生活很富裕了。管理费中包括清扫、晚间巡更、翻译人员（用于解决退货、换货等较复杂的问题）。
　　典型的东欧商贩是高高瘦瘦、30岁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远不及一般北京人，板起脸孔，眼露疲色。大多数摊档工东主则红光满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则大声叫嚷而忙碌。忧郁冰冷和乐天务实，在这里表现了明显的对照。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39:00

2016-8-8 17:56 编辑 在这里看到了最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作坊工场制造大批简单的衣裤，贩卖、市集、包扎、运轮、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发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不必插手，经济自然趋向繁荣。个体户晚上收了摊档，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鸡，日子过得安适而快乐。
　　像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了。现在不过政府不再禁止干预，任由天性勤劳而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发挥原有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中国人在亚洲四小龙中占其三（另一条小龙南韩，在秦、汉、唐时都曾属于中国，直到清代仍是中国的保护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种本领，使得千千万万华侨在全世界成家立业，发达兴旺。
　　中国全国在经济上正大举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挠市场经济的障碍，解放中国人固有的勤劳积贮、善于计算的天性，中国在经济上不久就是一条巨龙，不单是亚洲的巨龙，而且是世界的巨龙。
　　再加上教育、扶助、调节、以法律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这些是政府的功能），这将是一条健康而友善的巨龙。
　　　　　　　　　　　四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李源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亚运村。体育场和运动员宿舍的范围太大，我们只能坐在汽车里绕着兜个圈子，远观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处是欢迎奥运会考察的中英标语。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开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奥运会”。这样的口号无处不在，甚至我们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称也是“2000年奥运健身房”。
　　香港奥运协会支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中国当局对香港奥运会此举十分高兴。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自组队伍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如果公元2000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参加。
　　奥运会如能在北京举行，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强调“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件事当会推动造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进程和速度，更加积极的投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国际间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对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对人民重视道德和礼貌的教育，更加重视“公平竞争”的习惯等等，等等。
　　但中国也有不利的因素。不过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争取的过程中，已经拿到数不清的无形金牌了。
　　　　　　　　　　　　五见故乡人谈故乡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他们两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
　　在香港时，新华社曾问我，除了预定要见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想见谁。我想，人大、政协正在紧张开会，不便要人家抽时间出来，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领导人那一位有空，想请他谈谈家乡情况。”不料两位领导人都到了。此外与宴的还有嘉兴市副市长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兴时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说我所捐赠的“金庸图书馆”建造顺利，嘉兴杜云昌市长要求“保证质量、保证进度”，预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学远省长是新当选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省长， 3个候选人竞争激烈。据说中央比较支持原省长葛洪升，第1、2次投票时他都领先。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选人而投票）时给万学远反先而当选。葛洪升是部队出身的山东人，在浙江工作已数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时，他曾请我吃饭，介绍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头脑很清楚。事后我问起其他工作人员，有人说葛省长抓工作挺好，领导浙江的工农业发展都相当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时他的山东话有一小半听不懂。万学远省长是上海人，看样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缘很好，要投票选举，语言与人缘两者就占便宜了。无论如何，那总是在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
　　张浚生先生是福建长汀人，但过去长期在杭州读书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学毕业，在浙大当光学教授，实际从事过的科学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制造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红外线仪器等等，后来调去当杭州市委书记。他早已以杭州为家，儿女都在杭州。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们三人听李书记谈浙江事务，都感到熟悉亲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当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为离家乡既久，也少有回乡。
　　浙江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是颇为先进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不过近年来名气没有“三东”大。所谓“三东”是广东、山东、辽东。我想不久又得加一个浦东，成为“四东”。其实浙江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市场经济也很有成绩，尤其是温州，事事抢选创新。江苏南部的经济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据说单是无锡一县，就超过西藏、青海、甘肃三省的总和。全国100个强县中，无锡县居首。所以“四东”似乎应该指“江东”，传统上那是江浙一带。
　　　　　　　　　　六江泽民谈中国的脊梁
　　19日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
　　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 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 Timon of 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　　谈到香港、西藏
　　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丁关根同去的。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西藏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很多实物。穷人给奴隶主斩手、斩脚、剥皮的情状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 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给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0万，汉人只有8万。
　　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西藏。”
　　“1997年之后，香港不用缴税给中央，中央也不给香港补贴。可是现在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公路等等现代化设施。汉人人多，经济力量大，对于兄弟民族，我们是一贯支持帮助。”
　　　　　　　　　八新闻、经济、对港政策
　　我问到新闻领域和文艺领域方面，今后如何进一步开放。
　　他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做到。”
　　“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体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12亿人民极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我提到目前社会风气还是有令人忧虑关注的地方，贪污腐败的情况需要密切注意，是否有加强法治的良策。
　　他说：“这是中央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人大开过之后，我们立刻要快马加鞭的制定许多法规，尤其是经济法规。在经济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上，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很多。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些方面非快速赶上不可。例如公司股分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就需要尽快完善。
　　在谈到股分制度时，他说：“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良好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
　　我说在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私营企业中，不妨鼓励私营合作和股分制度，用以吸收民间融资，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减低通货膨胀，节制不正常的奢侈浪费。他点头同意，其后谈到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不完善，急须改进。他说，“许多个体户和小集体企业，赚钱很多，但几乎不缴税。只要每个小企业多缴几百元税，国家财政就会大大改善。”我说征税制度要做得完善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能说是“藏富于民”的阶段，民间财富多了，国家自然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也要严格禁止不合理的摊派和非法征税。他说：“要点是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立法和执行都须大大改进。”
　　谈到外国的大企业经验时，他举了美国、法国、荷兰的许多例子，又提到德国奔驰公司，科威特国家银行占了很大股份，原来的大股东反而变成了小股东，但公司仍然经营很好。他认为中国不少国营公司亏蚀很大，急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下改革结构。我说：“好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IBM、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等等，总经理、厂长等等不一定是大股东，都是受薪的雇员。我国许多国营公司国有的所有性质不变，但可以雇用最精明能干的人来管理经营，为国家赚大钱，付给管理人员的薪金酬劳再高，也只占利润的一个极小百分比，胜于年年亏损，国家要补贴。”
　　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人把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预定谈话的时间是一小时，但江总书记谈兴很高，我看时间已超过了将近半小时，于是说：“请问关于香港问题，江总书记还有什么话要对香港人说？”
　　他想了一想说：“第一，香港问题在九七之前，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事，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手干预；在九七之后，是中国的内政，自然不容许外人干涉。有人企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一切国际协议和承诺，希望别的有关国家也同样严格遵守。第三，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说，大多数香港人希望中英恢复以前的和谐合作，希望中英对于解开目前的僵局进行谈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谈判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法治的基础，一是已制订、公布的法律，二是国际条约与协议。倘若不遵守这两者，什么法治、稳定，全都谈不上了。只要英方切实尊重这两点，恢复友好合作是不难的。
　　临别时，他拿了一叠书送给我，都与我家乡有关，一共十七本，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等。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所编，是萧乾先生所编文史笔记丛书中的一套。江总书记笑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九钓鱼台宴会席上
　　当天晚上，丁关根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一起参加的有曾建徽先生、张浚生先生。丁先生还特地约了我围棋老师聂卫平，他们两人是桥牌的牌友。
　　宴会的气氛很轻松，聂卫平老师谈到在我家吃螃蟹打破纪录，谈到台湾的沈君山先生，谈到教过我围棋的陈祖德、罗建文两位。丁先生问聂老师：“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考虑半晌）：“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这句外交辞令其真实还不是很准确，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席间当然也谈了些正经事，我问到今后的文化新闻政策。丁先生谈得很开放，他还说，宣传部英文译作Ministry of Propaganda，在国际间形象不好。他客气的说请教，怎样改一个译名。他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部从前叫Ministry of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宣传及鼓动部），共产党搞革命，名正言顺的要宣传与煽动。现在中共宣传部的任务改变了，虽然仍管思想、文化、新闻和宣传，但在开放政策下，以提供正确资讯，促进沟通交流、内外友好团结为主要工作。我说美国与法国都在Information与Communication 这两个字眼作过不同选择。丁先生觉得，Communication这字本来很好，但中国过去有“交通部”，易生混淆。他主张今后中宣部的外文译名是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但中文名称则不改。
　　在谈到中国的治安与违法乱纪时，丁先生说，他在任铁道部部长时对此深有体会，但也觉得真正问题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严重。他说全国铁路员工400万人，如有万分之一的员工不遵法律规条，每年就有400件案子，报上每天登一件也登不完。但当然决不是说中央对此不加重视，对重犯自当严惩严办。
　　宴会完毕时，丁先生送我出门时，我问起邓小平老先生的健康情形。他说：“邓公身体不错，去年夏天还在海里游泳。现在偶而还打打牌，脑筋仍和过去一样灵活。他戒烟之后，对健康有明显好处。”
　　我追忆到十二年前会见邓先生的情景。我一直盼望他健康长寿。
　　　　　　　　　　　　十姬鹏飞、鲁平的邀请
　　20日中午，姬鹏飞先生和鲁平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的都是熟人老朋友。姬夫人许寒冰女士以为我妻子也来京，特地来作陪。此外有李俊、郑伟荣、萧蔚云、陈滋英、王超凤，以及新华社张俊生等各位先生。
　　宴会所谈，自不离彭定康与基本法。大家都认为，如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衔接基本法、依照中英已达成的协议与谅解三项原则而举行会谈，商讨1995年的选举安排，由此而达成协议，则肯定与彭定康的政改建议截然不同。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香港人，有利于英国和英国工商界以至英国职工，唯一对之不利的只是彭定康的建议。
　　姬鹏飞先生说，他双眼的白内障不久前在香港动了手术后，右眼视力大有改善，左眼还是不大好。他说到上午去向王震将军的遗体告别。
　　我不禁想起数年前在香港见到王震将军的情景。当时他问到我的小说，后来我送了他一套，他写信致谢。他对武侠小说还是有些成见，认为年青人沉迷于斯，有碍学业，所以不想让他的孙儿们看我的小说。
　　王震将军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但一生努力学习。文革期间他激烈反对“四人帮”，在新疆主政时保护知识分子，诗人艾青是他所极力回护的。此后对邓小平之复出、平反冤假错案贡献都很大。
　　　　　　　　　　　　十一山东“天尽头”
　　参加了港澳办公室的午宴后，下午飞赴青岛。在山东停留了4 天，参观了青岛、烟台、威海三地的开发区、高科技发展区、博物馆、甲午战争纪念馆，以及崂山、蓬莱阁、天尽头等等名胜古迹。每处都被要求题字，因为即景挥毫，等于快速智力测验。我颇为懊悔过去没有钻研一下书法，以至写的字毫无功力可言。张浚生先生的字就比我好得多，他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练几小时书法。
　　天尽头是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当年秦始皇曾至此观海，盼望见到神仙。当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的职工循例要我题字留念。我回忆当年会见胡耀邦时他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写了几句：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关于秦始皇，我写了三句：“秦皇观海，东至尽头。混壹邦国，厥功伟焉。获罪于民，不可怜也！”
　　山东各方面的建设飞跃发展，各地领导人大都热情而豪迈，好些人颇有武侠小说中人物的气慨。
　　张浚生先生赶着要回香港处理公务，烟台与威海之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孙南先生陪同。我向他请问：我们去年在大连、沈阳观光，这次到胶东，见到的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过去中共任用干部，首先要看他的阶级成份，现在怎么改了？孙先生详细解释：在83年、84年间，干部政策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只看工作表现、学历、才能，阶级成份完全不理会了。我想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所以能得到这样巨大的成绩，不根据阶级成份来任用干部是决定性的关键之一。再者，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份的因素也已不再计入。一个人出生于什么阶级，父亲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完全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由于所谓“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使他终生不以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份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十二中国的开放与香港的不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每一地都分成派系，激烈斗争；香港人则埋头于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现在情况却倒了转来，中国大地上从大城市到乡镇、农村，人人热衷做生意、开工厂、造房子；香港社会上却为政治问题吵得激烈异常，虽然，大家并没有忘了做生意赚钱。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责怪基于向西方民主制度而要求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做所为对大多数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于自己有利，那是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张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了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的讨论、商谈，不必互相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谈马列教条，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要求变，而应努力要求不变。
　　不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刻板思想是教条。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是教条，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祸害。欧美式的民主本来可以是好的制度，但如不顾香港的实际情况，硬加套用，那也是教条，未必就不会造成祸害。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有保守党、工党，美有共和、民主两党，法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己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
　　*（我在1981年夏蒙邓小平主任接见，84年会见胡耀邦总书记，这次会见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共三位最高领导人都作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以前两次会谈的内容都曾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次也不例外。就像过去两次那样，会谈内容当时并未用笔记录，全凭记忆而事后补记，语句和数字或轻微出入。如有错漏，应由本人负责。）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39: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大国者下流”</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作者：金庸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劳。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39: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金庸北大演讲记录</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于⒈⒐⒐⒋年⒈０月⒊日至⒉⒐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後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後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後，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後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後，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後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後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後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後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後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後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後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後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後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後、郑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後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40: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金庸的中国历史观</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焦小云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日至２９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１．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２．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２３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２３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１６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１６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１８２０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２０２０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１６世纪初的１５１７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１６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号
　　□录自《华夏文摘》第二四三期
　　◎李惟重排◎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40:00

2016-8-8 17:56 编辑 　　　金庸史评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
　　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
　　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
　　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
　　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
　　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
　　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
　　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皇上著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
　　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40: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快乐和庄严</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作者：金庸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这一点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对剪接不够注意。《勇士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厘米长，但中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我们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凡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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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40: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金庸演讲
　　　　　　　　　　　　　　卢美杏记录·整理
　　　　　　　　　　　　　　　　◎开场白
　　一九九四年、我曾经来台北参加一个和杨照先生、詹宏志先生一起的谈话会(由“人间”、远流出版合办)，谈话内容相当丰富，是我到过几个城市中印象最深刻的。听众程度极高，而且问题十分深入，很有深度，和台北的朋友见面实在开心。
　　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个场面，好像各路英雄好汉来此参加武林大会一样。其实我本人不大喜欢开演讲会，过去我办《明报》时，若有意见就写社评，不过这有个缺点，就是一个人自说自话，没有赶的，讲得自以为对了，其实对不对也不知道。所以我不爱演讲，但爱对话。
　　《中国时报》浮世绘版开办“金庸茶馆”，早期本来想叫“金学研究”，但“金学研究”这四个字很不敢当，第一，我的小说不能当成学问，所以金学不成立，但叫“金庸茶馆”，读者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批评、骂、称赞都好，今天“金庸茶馆”开张，大家坐在这里，对我或我的小说有任何不满意的，都欢迎提出意见。
　　我的小说一向写人物，而历史又是我一向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将讲题定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大家来听演讲，想必是对我小说中的人物感兴趣。
　　以前有很多人问过我，我最喜欢哪些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如果让我选，我最想当哪个历史人物？其实中国历史最舒服的人就是乾隆皇帝，一生下来就是皇帝，也没皇位争夺问题，也没做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一生舒舒服服当个太平皇帝，还为中国建立很大的版图，荣华富贵至死，也没什么家庭悲剧，这个人生是很圆满的。
　　西方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大家都知道史诗“伊里亚德”的故事：希腊人去打特洛伊城，就为了一个美人海伦，海伦现在成了西方社会中美人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女神，一个是希腊大神的妻子朱诺、一个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一个是爱神维纳斯，她们三个一向自认最美，便请特洛伊城的王子评定谁最美丽？这个评定、选举是经过贿赂的，当然是不公道，说来这种选举文化不但最差、也最落后。
　　朱诺贿赂王子，要给他全世界最多的金子、财富；雅典娜要给他全世界最大的智慧，成为最聪明的人；维纳斯则说，可以给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做为爱人。
　　王子心想，他已经是个国王，财富不少，而当个聪明人能干什么？所以决定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希望得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得到了海伦。
　　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自己，你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想选最有财富或最聪明的人都不少，但选最美的人可能希望得到最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不一定要最美丽，最美丽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爱人。
　　西方人的想法和中国人相当不同，如果你问我究竟想当那种人，我总希望自己是有很大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
　　世界上的哲学家归纳人生，最后总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痛苦，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释迦牟尼讲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佛家还提到“怨憎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是如影随形跟在旁边，分也分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还有“爱别离”，和自己亲密的人分离也是痛苦；还有“求不得”，想得到的东西，最后总是得不到，想研究某种学问，老是弄不懂，想考那个大学考不进去；做生意想赚一笔钱赚不到；想发展很好却不成功，总之世界有很多事情求不得，因为求不得而有痛苦。
　　我们知道，佛家解决的方法是得智慧，得智慧后，这些痛苦的事情就能解决，因为看破了人生之痛苦无可避免。
　　智慧与聪明不同，聪明可以解决小问题，智慧却能解决大问题，如果实在求不得，就不要求他，不求就没有痛苦。中国人讲“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如果不执著追求一件东西，人品自然会高尚，想争取，自然要委屈自己，到了什么都不追求的境界，人品也就清高、逍遥自在。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要有很大的智慧。过去也有人问我想当中国历史上的那两个人？我说我想当范蠡和张良这两个聪明人，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后来成功后功成身退，也不贪、也没做什么大官，带著漂亮老婆逍遥自在，这种人很难得。
　　张良了不起，但有朋友认为范蠡更了不起，因为他带最漂亮的女人走了，不当官后，变成陶朱公做生意，发大财，听起来是很理想的人生。但这种想法其实是很自私的，一切的欲望都满足了，对别人却没什么帮助。范蠡除了帮越国把吴国灭掉这个大贡献外，便无其他，张良总还帮刘建立起汉朝──也许这两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都很有成就，但贡献有别。谈到武侠，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虽然有武功有打斗，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台湾流行崇拜关公，关公的武艺高强没有话说，但他真正受人崇拜，还在于他讲义气，所以民间社会称他关公，他的地位和帝王爷同高。义气在中国社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品德，外国人和亲朋好友讲LOVE，中国人讲情之外，还讲义，所以要有情有义，单单有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谈不成，没关系，彼此之间的“义”还是在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武侠小说不管任何情况，这个“义”是始终维持的，历史人物或武侠人物，“义”都是很重要的批评标准。外国人问我，“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外国人总认为，所谓“侠”只要效忠于某一教会、某一组织，这样道德便很完美，但中国人的“侠”，包括毫无目的的帮助人家，可能还会牺牲自己。我写的武侠小说中，有的自认武功第一，但一心要找人比武、把人打死，这种人无所谓侠不侠的，也不过是想先得到名誉与地位。与人比武争天下第一不见得是坏事，但也不见得是好事。有人为了朋友，找人报仇，满足自己一种报仇的心理不坏，但却也不算好事。在我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
　　　　　　　　　◎几千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问：您所创造的武侠人物中，谁是您自己的化身？
　　答：我的小说中没有自己的化身。小说人物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想像，我会去揣想如果我是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反应？如果我有这个武功，要对付这个人，要怎么对付？有些个性，是我希望有的，他武功很好，人家报复他，他不记仇也不报仇，总是“算了算了”的态度。
　　问：您的武侠作品中，充满侠义，但结局多为退隐江湖，请问您对退隐江湖的具体看法？
　　答：退隐江湖可能只适用于古代社会，用在现代观点看可能很不合理，但武侠人物不退隐江湖也没有其他退路了。如果你武功很好，结合一批人推翻前朝自己做皇帝也许比较圆满。不过像明太祖朱元璋，把一些觉得元朝不好的人吸收结合，一起推翻前朝，然后自己做起皇帝来，可是他皇帝做不好，所以其他不满意的人就干脆任由他乱搞，也不参与了。参与下去没有了结，因为每一次起义，举著为人民谋福利，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理由，一旦自己成功建立王朝，又反过来压迫人民──做皇帝怎可如此？这些人看不顺眼，帮忙解决完事情后，只好走人，拜拜不干了。
　　问：您的小说中，男主角总是有一堆女主角爱他，像琼瑶小说都是一个女主角有一堆男生爱她，请问您的爱情观？另外，在您的小说中，女主角的个性都不如男主角发展得完整，您会不会觉得遗憾？有没有考虑以女侠来当做小说中的主角？
　　答：我是男人，所以对于女性心理没办法都了解，如果把女侠当主角，要自己去想她可能会怎样怎样，这个很不容易，写男的，自然会有那些反应，比较简单，要跟人家打架，也不用先梳头、化妆一下再出去。
　　问：如何写一部武侠小说？如何取材构思？您的小说结构绵密复杂，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却又前后呼应、安排巧妙，请问是否曾经过沙盘推演，精心排练？
　　答：我写小说都是一天写一段，有些一写二、三年，有时候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事后补救，反正读者看到时都被补齐了。
　　问：在您的小说中，举凡棋艺、武功、医学、佛学都有深刻的钻研，令人叹为观止。请问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造就如此深厚的功力？
　　答：写小说是你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就可以不写，不像教书，如果学生要问你，不懂是不行的，武侠小说完全由作者控制，你不懂的，书中人物也不懂嘛！写小说可以慢慢查，如果有查不到的，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问：能不能请问您封笔的原因？
　　答：现在写小说已经没有动机了。以前是为了报纸销路，现在报纸也不办了，写小说是相当辛苦、相当痛苦的，尤其连载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的，如果要到国外旅行，不是先写好几段留下来，就是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拚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将来我也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再写小说，写那种很大的娱乐性，自己写了也高兴的，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胡思乱想，几千几万人跟著自己胡思乱想，觉得很有趣。
　　　 ◎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让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为何您认为宋朝是中国的盛世？以一个过度重视文字而轻视武功的国家，是否足为太平盛世的基础？
　　答：宋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整个生产力兴盛，不论生产、技术、文化、艺术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俄国、美国尚未开发，英、法、德要和宋朝比还远得很，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缺点，应该全面检讨，它的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健全、人民安定，但国防不强，所以常受人侵略。
　　问：您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否为中国皇帝第一人？还有您对孔子的看法。
　　答：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另外我很欣赏汉文帝。他的风度很好，他在去世前，写了一个遗诏说他一生做了很多错事，真正对不起，向全国人民道歉，这种风度很难得，如果发生灾害如地震、水灾时，他就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公布，说是因他做得不好，所以上天惩罚他，自己感到很抱歉，批评自己，以前皇帝是圣人，从没有做错事的时候，错的都是其他人。另外汉朝的汉光武帝也很好，对待人民都是泱泱大度。
　　孔子是万世师表，有教无类，每个中国人的生命中都留有孔子的教化，尤其他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能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而礼的范围很广，包括制度、文化、法律等等。
　　法国哲学家卢梭写过一本书叫《自由与组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个人想发展个人主义，争取自由，但背后有个国家，如果过份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国家就会无力，所以自由和组织都应有所限度，不要逾越，也不能任由国家权力无限膨胀，漠视人民自由，如此国家会变得混乱。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个人自由的自我约制，国家的规范与制度建立，解决矛盾，才得以安定。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有凡事以“仁”出发的想法，是相当了不起的人。
　　问：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是否有借镜之处？如果您写“红顶商人”，您会如何诠释？
　　答：我很喜欢高阳先生的小说，历史小说有个基本范围，被历史事件所局限，限制较多、想像空间较少，像《鹿鼎记》比较像历史小说，但真正的历史小说，有可能让韦小宝娶七个老婆，却不能创造出韦小宝和俄国打仗。
　　问：请问对曹操和武则天两人的评价。
　　答：这两个人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是了不起的人，曹操曾经自豪说，如果没有我，东汉末期生灵涂炭，君王称霸，是我让人民生活好过一些的，这句话是真的。像当时群雄各据一方，做生意的人要越过各个山头的关卡，海关若收钱收个没完，人民哪受得了？一旦统一，一路可以畅行无阻，经济自然发达，对中国经济有其贡献，但他一旦占了某个城市，就下令屠城，实在太过残酷而没必要，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早就统一中国了。
　　问：请问对苏东坡先生的看法。
　　答：苏东坡什么都会，书法、画画、诗、词、文章、为人品格都是第一流的，本身才能又好，更令人羡慕的是，连父亲、弟弟都是一流的文学家，这种事机缘难求。
　　问：请问您是否有“偶像”或崇拜的人？
　　答：历史上我很崇拜岳飞，他为了国家，抵抗外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最后又被冤枉害死；司马迁、司马光我也很崇拜。
　　问：黄蓉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年代？她会不会参加联考？
　　答：黄蓉如果参加联考，我怀疑她会作弊，她很聪明，学物理、数学都很快，当然不需要作弊，但她的性格要求完美，如果有题目做不出来，她一定会想办法作弊，而且作弊老师也抓不到。
　　问：在您的小说女性人物中，最希望谁当老婆？
　　答：很多男人觉得，女性最好不要太能干，所以如果黄蓉当老婆，大家都怕，什么行动都没了，所以我最不喜欢黄蓉当老婆。
　　问：您如何看待韦小宝？为何前半部的韦小宝看来温情，后半部却是滥情又邪恶？
　　答：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必然。普遍来说，男人对爱情，是年纪越大越差劲，一方面他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和权力都更大，所以欺负女性的机会也会增加。
　　问：请问您如何创造出岳不群这号人物，是否与周遭生活有关？可否从心理层面分析。
　　答：我是一步步推想岳不群这样的人物，其个性、年纪、性格特徵、动机如何，以及他想达成的目的为何，依其才能与个性，为求目的会采取怎样的手段，遇到困难时会怎样解决？岳不群这种人的心理，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一般人武功没他高、用心没他深刻而已，我特别强调了他深谋远虑的部分，其实生活上用心机、用诡计的人，处处可见。
　　◎教条不适用，就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
　　问：您自己可能是下一世代眼中的历史人物，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位子？历史人物与政治之间，究竟应持何种态度？
　　答：中国传统历史人物向与政治不可分，司马迁写《史记》中的列传，以人物为主角，居全世界第一位，没人早过《史记》，后来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也以个人为主体，但年代迟了许多。中国整体社会习惯，对政治特别重视，除了政治人物，历史书中的其他人物都被安置在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像“儒林传”、“列女传”、“奸人传”虽以人为主，但都不如政治人物来得重要。至于我个人是否能成为历史人物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一、二百年后，还会有人喜欢读我的书，还能有一席地位。
　　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著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泽东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路，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问：请问您小说中的武侠人物是如何赚钱过生活的？
　　答：有些武侠人物当镖客赚钱，这是比较下等的，有些门派是地主，像武当派，可以自己过生活的，但有些派别比较穷，像华山派的令狐冲，如果师父不给钱，他连酒也买不起，大致上，这些侠客都是穷的居多。因为经济活动不是武侠小说的主要题材，所以常常略过不提。
　　问：是否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武侠小说中气质或个性相当的人？
　　答：我想找不到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都夸张化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可爱的女性或男性，那些都是不现实的。
　　问：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貌美如花，唯独程灵素，个性相当与众不同，请问创作她的动机是什么？
　　答：可爱的女性不一定漂亮，漂不漂亮是父母天生的，自己努力不来，但是漂亮的人不一定好，我的小说中，好的女性又漂亮，当然是得天独厚，但是这种事不常遇到。相貌太好也许是一种缺点，自恃美貌便不守规矩，做事过分，别人也纵容她，这样对她是不好的。程灵素相当可爱，她人聪明，用情又专一，很难得。人不可貌相，相貌和品性完全无关。
　　问：为何杨过不适合现实社会，而令狐冲却适合？
　　答：杨过是个完全不妥协的人，而令狐冲比较无所谓、随便一点，在社会中遇到问题不太计较，他比较逍遥自在，凡事不一定非如此做不可。
　　问：黄蓉这样的天之骄女，为何会爱上郭靖这样的傻小子呢？
　　答：爱情是有补偿作用的，常常你喜欢一个人，他和你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像黄蓉如此聪明伶俐，看到郭靖如此诚实，会感受到彼此性格的可贵。
　　问：请问您看不看改编过的电影、电视？您觉得谁演得最传神？
　　答：我的小说改编的很多，编剧先生们又喜欢改，我看了不太满意，我认为小说长，删没问题，但最好不要加，但电影、电视就偏偏喜欢加一点东西，像《射雕英雄传》中让黄药师养一只猫，中国传统养狗是可以理解的，养猫的情况就很少。
　　问：请问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中是否会参杂个人情感，喜欢的写好一点，不喜欢的写坏一点？
　　答：这是必然的。加上历史人物，是为了增加真实性，反正有历史人物陪衬，读者会觉得小说故事可靠性多一点，但也因此加了不少个人想像。
　　问：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不见容于现实，除了遁世，还有无其他方法，情人可以相守？
　　答：这两个人的个性和宋代的封建社会是很难调和的，如果不遁世，会搞得天翻地覆，江湖问题会更多。
　　　　　　　　　　　　　　　　　　全文完

水紫 · 发表于 2005-6-9 22:41:00

2016-8-8 17:56 编辑 <CENTER>历史性的一局棋</CENTER><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作者：金庸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兔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凤。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漱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漱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金大侠 短篇 杂谈 [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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