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奏鸣曲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琴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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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学校后，我每隔一两周去一趟阿静兼职的酒吧。阿静与提琴少女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钢琴与小提琴的琴声交织成艳丽柔美的乐曲。两个人在台上演奏的时候看起来异常谐和般配。
　　酒吧的演奏结束，阿静一般都要送提琴少女走过酒吧外面那条僻静黑暗的小路，有时我也陪着他一起护送少女。他们无疑已经相恋了，这从他们协奏的乐曲里就可以听出来。可能两个人从第一次见面起就互生好感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一个弹奏钢琴，一个拉奏小提琴；一个拙于言谈，一个无法正常说话；一个秀逸，一个美丽；又都处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不管怎么看，他们两个人都只有相爱这一种可能。他们的恋情或许就是通过音乐来发展的。我喜欢阿静，也喜欢他身旁静谧美丽的提琴少女。看到他们的相爱，就如同聆听一首美妙的琴曲一样令人感到美好。
　　与我们熟悉以后，提琴少女也经常带着提琴来到洋房里。在阁楼的琴房里，她也小口喝着冰过的啤酒。阿静自顾自弹起肖邦的《圆舞曲》。少女和着旋律轻轻地晃着手里的玻璃杯，犹如跳着三部式三段体的华尔兹。不久，她放下了酒杯，嘴唇上绽着笑意，用左手三指按住琴弦，微微耸起肩膀，夹住琴身，几乎一下子抓住旋律，切入了阿静的演奏。他们的音乐里有柔情的孤独和爱情的惆怅，还有那无法言喻的，永远弥漫于心头的雾霭。
　　少女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小提琴。她的小提琴的声音犹如柔丝一般动听。除了医院那次以外，我和她基本上没有交谈过什么。她的个人情况，阿静或许跟我讲过一些，但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她现在好像是独自生活，靠在酒吧演奏小提琴为生。她习惯于沉默，习惯于用那双森林里的潭水一样幽深的眼睛凝视着阿静，有时也凝视着我。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时常是沉默着的。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话。
　　在洋房里聆听他们两个人的演奏，始终能给我带来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妙感受。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孤独。他们两个都不太说话，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音乐。他们明白对方每一个音符的含义。他们通过音乐的交流而把我排除在外。每当提琴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飞驰在黑白键盘上的阿静的双手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碍事的听众。而除了聆听以外，这里已经没有我任何可做的事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首先他们是一对恋人，再者两个人又都拥有杰出的音乐才华，他们的确不怎么需要我。但是实际上，不管是音乐还是相处，他们却又从来没有抛下我过。
　　经过一个夏天，我们都习惯了各自在音乐演奏会里的位置。阿静和提琴少女是音乐会的演出者，而我是唯一的听众。在酒吧里，轮到阿静独奏的时候，提琴少女就和我坐在一起聆听。她不再显得那样沉默，有时也会用她特有的轻言细语和我短短地交谈两句。但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
　　进入大学二年级，我和英语系女孩的关系出现了些问题。她一直拒绝我。有几次问她原因的时候，她的眼圈都红了。
　　“不会有事的，”我一边抚摸她一边说，“只要保护措施得当的话……”
　　“你什么都不明白！”
　　结果她还是哭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只是坐在一边劝她不要再哭了。
　　“可雅，我喜欢你，爱你。可是，你不要再强迫我了，好吗？”
　　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失去了以往嬉笑的表情。她就这么注视我，带有目空一切的忧郁，让我身体里的存在的欲望因此而缓缓回落。一切如同潮水退却后遍布贝壳的沙滩。我不愿意看到她这样的表情，所以只能答应了她。
　　我和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她拒绝和我做爱而冷淡下来。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点。其实本应该是我来安慰她的。但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得到的安抚是本应该得到的。我努力使自己不再去考虑做爱的事，时间久了，这个念头确实慢慢消退了。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就像喜欢听那些欧美摇滚乐一样。就算跟她在一起只能接吻，只能互相用手抚摸身体，我也喜欢她。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自己一直和她在一起。
　　阿静和提琴少女也在相爱，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难题。有几次，酒吧演奏结束后，三个人走在衡山路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启齿，虽然我和阿静几乎无话不谈，但我无法把一位清纯美丽，而且不能正常说话的少女牵扯进有关性的话题里。而且即便问了阿静这个问题，想必他也回答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安静的小路上。
　　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似乎总是牵着对方的手。提琴少女习惯走在阿静的右边，用右手提着提琴盒，左手轻轻握着阿静的右手。两个人的手都长得很好看。每次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总会被他们的手所吸引。少女的手拉奏着小提琴，阿静的手弹奏着钢琴的键盘，如同是魔法一样，动听的音乐纷纷从他们的手下诞生出来。所以当他们互相拉着手时，我的耳朵里仍然可以听见缠绕在他们双手之间的残留的乐曲。我通常走在阿静的左边，不过有时提琴少女也会插在我和阿静之间，当我和阿静交谈些什么，她便微微仰起面孔看着我们，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与我们相伴而行时，少女基本都保持着她固有的寂然无声。因为她的沉默，我和阿静也习惯了无声的行走。但没有声音并不代表沉闷乏味，许多的心情在这种寂静的时候反而更能顺畅地交流。
　　新年过后，阿静把去美国参加钢琴比赛的消息告诉了我和提琴少女。他通过了音乐学院的选拔比赛，三月份动身去美国。
　　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他最后弹奏的是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曲》。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阁楼的琴房里聆听阿静的演奏。
　　一九九三年三月，他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节 琴曲（7）

　　阿静失踪以后，音乐学院的人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两次。他没有亲人，因此他们找到了我。根据音乐学院的人所说的，阿静在预赛时发挥得极为出色，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本来已经顺利进入了决赛，但决赛的前一天晚上，他却失踪了。他的行李还在宾馆的房间里，护照在带队的教师那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后见到阿静的是宾馆的迎宾员。迎宾员看见这个中国青年走出了宾馆的大门。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清楚阿静到底是滞留在了美国还是遇到了什么意外。钢琴比赛的那段时间里，纽约的黑人为争取民权反对种族歧视进行的示威游行引发了骚乱。参赛选手入住的宾馆靠近黑人居住的哈林姆区，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如同新闻报道里的习惯说法，他们不说死，只说失踪。有时候死和失踪是一回事，有时候则完全不同。
　　音乐学院的人认为阿静有可能滞留在了美国，因为反正国内他已经没有了亲人，他们找到我，想知道他是否和我联系过。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异常反感。音乐学院是有不少学生为了出国留学而中途退学，但他们不了解阿静，又凭什么以他们的想法来这样推测呢？我告诉音乐学院的人，阿静在酒吧演奏时，就有客人提出希望赞助他去国外的音乐学院深造，但他都拒绝了。这确有其事。他想的只是弹奏钢琴。
　　但我宁愿阿静能够与我联系。倘若他能与我联系，至少说明他没有发生意外。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他还活着，他迟早会跟我取得联系。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始终杳无音信。我越是相信他会与我联系就越是感到绝望。我的相信使我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越来越确凿的可能。
　　我去酒吧找提琴少女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那天晚上她身穿一条素白的连衣裙，在酒吧里不太明亮的光线下看来，全身上下所有的一切都安静得近似透明。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眼睛里也没有太多内容。我想问阿静有没有和她联系过，但始终开不了这个口，也许她并不需要我的安慰。有几次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仿佛我的存在让她无法理解。后来她撇下我，登台拉奏起小提琴。她拉奏的是巴赫的《小提琴曲》，琴声里却带出了凄楚孤单的韵味。听了四首短曲后，我离开了酒吧。
　　之后的两个月我没有再去过那个酒吧。两个月时间里也没有阿静的任何消息。我感到自己日常生活里忽然空出了很大一块空间。
　　我每天都和英语系的女孩待在一起，听着她的摇滚乐磁带。可是对我来说，听到耳朵里的摇滚乐并不是我真正想要聆听的音乐。
　　六月底期末考试之前，提琴少女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一次。室友传话说有个女孩在宿舍楼下找我。下楼一看，是她在等我。她虽然知道我在这里读书，以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
　　提琴少女是来请我跟她一起去音乐学院取回阿静留在那里的东西的。阿静的个人物品已经被整理过，装在一个纸箱里。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些琴谱，十几盘古典乐磁带，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纸箱里的这些东西很难让我联想起真实的人来。真实的人一旦消失了，就显得不再那么真实了。
　　我告诉提琴少女，复兴路的房子里还有阿静的一些东西。她凝视了我一会，慢慢摇了一下头。我帮她把箱子拿到汾阳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纸箱放进后座。她微微一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大概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她的微笑就像小提琴的琴声一样有一股不着痕迹的婉伤，虽然很动人，但我不想看见她这样微笑。
　　等我考完试再去衡山路的那家酒吧的时候，提琴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演奏了。她的情况我并不熟悉。以前都是阿静送她回家的，我不知道她所在宿舍的具体地址。酒吧里也没有人知道。她仅仅留下了一个无法打通的联系电话。
　　随着阿静的消失，提琴少女也消失了。他们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是钢琴曲和小提琴曲，是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的音乐。
　　英语系的女孩在七月初飞往多伦多看望她的父亲去了。暑假开始后，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复兴路的洋房里，坐在阁楼的琴房里茫然注视着眼前的黑色斯坦威。音乐会已经不存在了，三角琴因此落寞不堪。钢琴孤单到伫立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弹奏它的人已经不知去向。弹奏它的人去了哪里，我不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得太多了。想得越多，越是难以避免得出自己不愿得出的结论。
　　我一个劲地回想曾回荡在这幢房子里的琴曲，回想那梦幻一般优美的旋律。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与这台斯坦威钢琴没有了区别。我们都同样沉默，也同样孤单。它在默然考虑什么，我也在默然思索什么。在沉默中，我化身成了钢琴，钢琴化身成了我。在沉默中，钢琴依然是钢琴，我依然是我。
　　七月底，我去了海南的三亚，并在海边的度假村里一直住到了暑假的结束。
　　新的学年开始了，我如同梦游一样地坐在教室里，躺在寝室的床上，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辨认出一张张原本认识的面孔。
　　英语系的女孩说我是听多了古典音乐变痴呆了。从加拿大回来后，她跟我讲了许多那里的事情。从躺在温哥华海滩上度假的人们的打扮，国会山上飘扬的红色枫叶国旗，到周末夜晚港口附近的焰火表演。这些极其美丽的，充满异国风味的情景由她讲来无不栩栩如生。但这些栩栩如生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头脑里。加拿大可能的确是个既美丽，又干净，而且人口又十分稀少的国家。可这些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听过卡罗尔金的歌吗？”她问我。
　　“哪一首？”我问。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她说，“《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没有听过。”
　　“在加拿大的两个月里我常常听这首歌。我的心思就像歌词一样。”她轻轻哼着歌词，“The weather here is as nice as it would be , Although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much to me . For all the fun I’ll have while you’re so far away .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 (这儿的天气依然很好，可这于我毫无意义。你离开这么远，我得不到一点乐趣。因此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九月，而且天上也没有下雨，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她轻轻地哼唱声让我难以自制。我十分渴望得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想要得到她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了她以后会怎么样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现在只能考虑自己。
　　“你怎么了？”她惊讶地问。
　　“我想要你。”我说。
　　她默默凝视了我很长时间。很久以后，她还是拒绝了我。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更为此而伤心。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却勉力不让泪水流出眼眶。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她为什么而难过，只是漠然地看着她的眼睛。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并不爱她，虽然以前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爱她的。对我来说，她只是工具，获得自我满足的工具，和播放音乐的录音机没有任何区别。这正是我自私的地方。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琴曲（8）

　　半年后，我和她分手了。分手是她提出来的。她没有办法不提出来。我一直在疏远她，我们的关系慢慢冷淡了。感情上我不愿离开她，然而自我意志却逼迫我自身离开她。在实施这样的行为的同时，自身的感觉越来越麻木不仁，好像是看着另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我把自己从早到晚抛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书，但过后连一本书的书名也无从记起。
　　最后一次见面时，她问我是不是已经不爱她了。我摇头。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这一点，那实在太伤人的心了。
　　“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想了解女人的生理结构才和我交往的，到底是不是？和我在一起是不是满足了你的这份好奇心？”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我想和你在一起，就像我想出国一样的想。可是我感觉不到你到底怎样喜欢我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进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屋子一样感觉心里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本来应该有人，那个人应该是你。可是屋子里没有人。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摇了摇头。
　　她反手擦了擦眼泪。
　　“虽然你看起来呆头呆脑，又不太爱说话，可是我喜欢你，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每次你抱着我的时候，我都没有觉着你抱的是我。你不过是对亲近你的人做出类似于感情的反应，就像是回馈。这样的比喻没错吧？巴甫洛夫的实验，狗见到食物流口水。你对我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除去这些回馈，你完全空洞无物。你究竟在隐瞒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说你不爱我呢？表面上你的确一团温和，但我却感觉你的心里没有任何感情，那里完全是一片寒冷。你就像是台冰箱，还是打不开门的冰箱，让人无法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你以此拒绝和伤害靠近你的人。绝对零度，你的心就是这么回事。你的心里什么都没有。”
　　女孩以为是她一直拒绝和我睡觉这点使我不能原谅她。其实不是的。虽然我内心的确为此感到有些遗憾，但她给予我的东西远比这个重要，比如说那些过去年代的摇滚乐。我聆听了那些音乐，并将它们记在了内心深处，它们逐渐成为了我自身的一部分。与她分手，我当然也难受，可是心底又觉得如释重负。
　　女孩放弃了选修的法语课。国际贸易学院虽然地方不大，分手后我们却很少见面。有几次在图书馆里，我看见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翻阅托福考试的参考资料，我下意识地掉头走开。她那孤单的模样深深刺痛了我，让我无法不心怀歉意。也许正是我伤害了她，从而改变了她。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即便心怀歉意又能弥补什么呢？
　　之后她似乎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对方是她同系的一个男孩。但是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两个月。后来我听说她在毕业前就出了国，有人说是魁北克的某所大学，也有人说是多伦多的一所国际学校。我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哪个城市，总之是在加拿大，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月份牌上的号码总是在不停变化。我依然没有任何关于阿静的消息，再过一段时间，大概谁也不会再记起这个名字了。
　　在阿静消失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把那台笨重的录音机和那些琴谱装在一个木箱里埋在了花园里。花园里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花草，只有埋东西的那块地方再也没有长出过什么来。

有须秀树

第一节 遗嘱（1）

　　三月二十日清早，我提早来到了机场，验过签证取了登机牌，坐在候机大厅里等了一会，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就开始登机了。
　　我坐的经济舱位于客机的最后一节，这节经济舱里，中国人占了大多数。多数都是些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法航的乘务员不时经过我身边的走道。走道尽头是卫生间和贮藏室。再往里去大概是乘务人员休息的地方，她们越往那里走脸上越缺乏表情。
　　舷窗外一架客机腾空而起，在视线里缓缓地凝缩模糊，摆脱宿命般地消失在了晨旭里。天空上留下一条气流曲线——那是飞机的人生轨迹。一个巨大的圆弧，一条一去不复返的路，一个不知道降落在哪里的明天。气流曲线很快就了无痕迹了。透过舷窗看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简直像些奇妙的模型玩具。然而有许多人已经，或者即将钻进这个奇妙的玩具里去往异国他乡。玩具飞机载着种种不同的人与种种不同的人生在天际滑翔。具有悲剧色彩的人往往有着悲剧性的人生，可是具有喜剧色彩的人却并非就一定背负着喜剧性的人生。人生总体来说比飞机更为奇妙。
　　在我看着舷窗外面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子沿着通道走到了我身边，把一个手提皮箱放在了行李架上，然后坐在了我右手边的座位上。她的座位靠窗，晨光正好透过舷窗映在了她的侧脸上。女子向窗外看了一会，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静静看了起来。
　　我也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默读起来。乘飞机旅行也许更适合读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但图尔尼埃的寓言式小说大多有着我所喜爱的窖藏葡萄酒般的隽永蕴味。
　　客机起飞时，我感觉自己缓慢而迅速地离开地面，从城市的上空扫过。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笼罩心脏，空荡荡的感觉慢慢地消失了。不久之后，飞机到了固定高度，稳定下来。窗外能看见的只有厚厚的白云。机舱里有一股循环空气特有的气味。
　　我放下小说，打开触摸屏电视。有十几个频道可供挑选。几个频道在放就消磨时间来说效果不错的影片，影片里的歌曲像口香糖一样只有一次性的甜味。我关掉电视，继续阅读小说。
　　邻座的年轻女子一直低头看书，她看的好像是一本法语诗集。从我的角度来看，她相当好看，但瞩目处不在漂亮。女子二十来岁，衣着普通，穿一条旧得发白的牛仔裤，白衬衫不带一丝皱折，外面套了一件银灰色的泡棉外套，脖子上轻松地环绕着一条浅紫色的丝巾。有两个地方我很中意——浅紫色的丝巾超出实用范畴的长，其长度足以让人想起伊莎蓓拉邓肯的死（注：美国著名舞蹈演员，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尼斯外出旅行时，因围巾绞进车轮而被勒死）；还有就是她读的是诗集这点。
　　缠绕浅紫色长丝巾的女子阅读诗集，两者合于一体具有一种永恒性质的美感。
　　女子专心读书的神态让我想起帷幕降落大地，世界轻雾弥漫的情景。她大概在默默吟诵着诗句。二十岁之前我也喜欢过诗，读过龙沙、缪塞，喜欢兰波、阿波利奈尔。她读的是谁的诗句呢？我留神听了会儿，没有听她的哪怕是只言片语，她完全没有声音。从上飞机开始她就一直寂然无声。
　　我想起了记忆中某个人的寂然无声。像她那样轻言寡语的人世界上少之又少。况且她沉默时的微笑十分动人。现在我已经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喜欢她的微笑还是沉默。也许都喜欢。
　　乘务员开始送上中法文对照的菜单，她从菜单上点了一份三明治套餐。我要了份法式牛扒套餐。饭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接着读图尔尼埃的小说。
　　飞至西伯利亚上空，客机遭遇到了乱流。遍野雪光照得机舱内异常明亮，舷窗结着冰霜，冷意不觉来临。行李柜没有关好，掉下了两件行李，还好没有伤到人。机身颤动的时候，邻座的女子用力握住了我的右手。我向一旁看去，正好碰上她的目光。她的目光并不显得慌乱，似乎更像是在询问我什么。过了会，她闭上了眼睛，手略微松了松，随后又更紧地握住了我。
　　好像过了很久以后，客机才摆脱了乱流。机身不再无节奏的抖动，恢复了平稳。机上广播用法语和普通话各播报了一遍飞机已恢复正常飞行的消息。客舱里有如释重负的喧哗。几名乘务员在整理零乱的客舱。透过舷窗往外看去，阳光将云流漆得流金烁银，如同明信片的画面一般亮丽。
　　我解开安全带，弯腰去拾掉在地上的小说。座位下有两本书，除了图尔尼埃的小说外，另一本是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诗集的扉页上用蓝色墨水笔写着 “Violetto”，笔迹柔顺娟秀。我拾起诗集，把它还给了邻座的女子。
　　“谢谢。”她轻声说。
　　“不用谢。”
　　“刚才，请您原谅。”
　　“原谅什么？”
　　“遇到乱流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不小心握住了您的手。”她似乎非常介意，“我一紧张就容易抓住什么不放。”
　　“那没什么。刚才我也很紧张。”
　　“可是你看上去好像非常镇定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摇了摇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碰到乱流。”
　　她微笑了一下，抬起左手把垂落的鬓发拨到耳后。这个动作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大概所有留长发的女孩都有这个习惯动作吧。她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条马尾辫。马尾辫的末端稍稍翘了起来，那翘起来的方式很难使人不心生好感。
　　女子低头翻了几页诗集，仿佛想起来什么似的抬起头，问我：“您是去巴黎旅行吗？”
　　“基本上是的。”我说，“你也是吗？”
　　“不，我是回家。”她说，“我住在巴黎。”
　　客机再无广播响起，显然飞行状况良好。舱内显得十分安静。按旅程来算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窗口向下看去，一望无际的平原被道路线条分割得整整齐齐，红色屋顶的矮房像蛋糕上的果脯般点缀其中，油画似的景观。
　　邻座的女子看见我读的是法语原版小说，于是问我是否会说法语。我说曾经学过。本来以为她和我一样是去巴黎旅游的中国人，交谈过后才知道她是法籍华人，她的父母都是移民欧洲的中国人，到她这里，连名字也彻底法国化了。诗集扉页上写的就是她的名字，Violetto。 在法语里这个单词是“紫罗兰”的意思。有趣的是，她又姓Rolland，罗兰。因此，她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可以说是：紫罗兰罗兰。这让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她才好。
　　“叫我薇奥莱特好了。”她说。
　　“你的普通话的发音比我还要标准。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中国人。”我说。
　　“以前说得可不怎么样。”她把诗集抱在胸口，说，“在巴黎读完大学，我专门去学了半年的汉语。加上现在的工作又要经常说中国话，才慢慢好起来的。”
　　“你的工作要经常说中国话？”
　　“我在一个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工作。不过不能算是政府机构，只是社会性的。交流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教育留学、文化交流等等。我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她停了停，“你呢？”
　　“我？”
　　“你的工作和文化交流有关吗？”
　　“我的工作只和音乐有些关系。”我说，“主要是写一些关于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章。”
　　“古典音乐？”
　　“是的。”
　　“古典音乐我听得不多。从兴趣来说，我更喜欢绘画艺术。”她说，“业余时间都花在逛美术馆上面了，这个现在也成了我的工作。”
　　“逛美术馆？”我问。
　　她点了点头。
　　“交流中心和中国国内的几家电视台有合作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双方希望拍摄一些介绍巴黎美术馆的电视记录片，向中国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介绍巴黎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现状。这次我来中国就是和制片方商讨合作的细节问题的。”
　　“顺利吗？”
　　“还可以，只是回巴黎后要制订一份详细的艺术馆导游日程表。就是说，我要先去各个美术馆浏览一遍。”
　　“很有意思的工作。”我说。

第一节 遗嘱（2）

　　交谈一会后，我们继续读各自的书。她收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集，改看起了一本法国时装杂志。我其实很想问她是不是喜欢阿波利奈尔的诗，但随即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九岁，早就过了读诗的年龄。那我应该读些什么呢？考虑了一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不久，阳光暗淡了下来，不过与心情无关。向舷窗外望去，让人心情晦涩压抑的乌云一朵朵一团团地挤在一起，其面积估计可以覆盖整个地中海。连地面也看不见。
　　乌云，挣扎，压抑，命运。如此情景最适合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在敲门，最后的搏斗，辉煌的场面。但结尾并非总是一片光明。
　　“快到巴黎了。”她抬起头，“巴黎现在大概在下雨。每年这几天巴黎都下雨。”
　　“是吗？”
　　“你不喜欢雨天？”
　　我摇了摇头。我不讨厌雨天，雨滴的节奏有音乐性，下雨的时候睡觉也比平时安稳些。但一到雨天，许多人的心情往往会有微妙的变化。我只是没想到到达巴黎时会碰上下雨。
　　飞机穿越了云层后，飞到了大巴黎区上空。巴黎的天空果然阴沉沉的，不过并未下雨。我想看看地面上巴黎，但看到的景色平淡无奇，与其说这是巴黎，不如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平淡的地方，甚至和离开上海时从空中所见到到机场郊区景色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薇奥莱特仿佛看出了我的失望。
　　“这里只是巴黎的郊区。从这里看不到真正的巴黎。”
　　我看着窗外，点了点头。
　　她把时装杂志摊在腿上，也看了一会窗外，然后转过面孔看着我。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巴黎？”
　　“是的。”
　　“有朋友在巴黎吗？”
　　“没有。我在巴黎基本不认识什么人。”
　　她略微低头，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片刻后她合上杂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提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随后把名片递给了我。
　　我仔细看了看名片，这是法航公司给乘客的广告名片，上面有法航的订票热线。在名片的背面有她用手写的名字：“Violetto Rolland”，名字下面一行是八个有限不循环的数字，看着像是电话号码。
　　“本来应该给你我自己的名片的，但是名片已经用完了。只好用这个代替。”她说，“这是我家里的电话。”
　　“电话？”
　　“你是一个人来旅行，又没有什么朋友在巴黎，万一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打给我好了。”她解释说，“我在交流中心工作，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的。”
　　“谢谢。”我说。
　　“不用谢的。”她微微一笑。
　　我把这张名片夹进图尔尼埃的小说里。把书放回外套的口袋里。随后，我照着屏幕上的时间把手表往后拨了六个小时，系紧了安全带。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着陆在了戴高乐2号机场。我来到了巴黎。

有须秀树

第一节 遗嘱（3）

　　在２E大厅办完有些繁琐的入境检查手续，我把护照和皮夹都塞进背包夹层里，背着包独自走出了戴高乐2号机场。此刻已经是晚上六点，又是雨天，机场外的巴黎天空暗得有些让人透不过气来。几辆巴士在不远的广场上犹如听到号令一般依次启动，一批当地的华人正接待进出机场的中国乘客，提供咨询、协助办理转机等业务。前来接机的人手捧写着姓名的迎接牌看着从身边经过的人。
　　我停下脚步，考虑如何前去预订的旅馆。旅行社指南手册上的介绍大约是乘机场某部巴士或是RER转地铁。犹豫片刻后，我改向出租车候车点走去。无论谁坐了整整一天的飞机大概都会纵容自己的惰性，不想再多费周折找东问西，再说我还付得起出租车费。
　　刚走到候车点，一辆黄色雷诺出租车正好驶到面前。车顶的三个灯都着亮着，是空车。我拉开后座的车门上了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从内视镜看了看我。该司机金发碧眼，不苟言笑，神情冷酷如《独行杀手》里的阿兰德隆。就相貌而言，做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有些委屈。
　　“您是中国人？”他问。
　　我点点头。看来我的外貌的确具备种族的普遍性。
　　“坐的是从上海到巴黎的法航班机？”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
　　“经常接机，航班大致知道。”他以一种缺乏感情色彩的平板法语解释。“可以看看您的护照么？”
　　这大概是外国游客坐巴黎出租车的程序之一，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了。司机点了点头，简单地问了大致方向，踩油门上路。
　　出租车转眼便驶入郊区高速公路。我昏昏欲睡，几次险些在座位上歪倒。为使神智保持清醒，我打开后座的车窗。冰凉湿润的夜晚冷风吹在脸上似乎也没起什么效果。我放松神经，将后背抵住海绵靠背，用头脑里最后残余的意识辨认司机的身影。
　　“你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问。
　　“是的。”他从内视镜里扫我一眼。“我生在奥斯陆。”
　　出租车开得四平八稳，极少颠簸。向外看去，巴黎郊区的夜景不外是树、笔直道路、各色汽车穿梭不停，只有路边不时掠过的硕大法文广告牌提醒我已经身处法国的事实。
　　金发碧眼的北欧司机打开了车载立体声。法式香颂款款袭来，不知不觉覆上了我的眼睛。没等香颂的第二节放完，我就缩在汽车后座上睡着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浮沉于海水之中，似乎有人喃喃低语“Sous le ciel de Paris……”（注：法语，巴黎天空下。法国著名歌手爱蒂特比亚芙在一九五三推出的唱片）我想游向海面听清楚些……
　　蓦地，我恢复意识，醒了过来。
　　出租车好像已经停下，香颂却不知所终。由于车内没有开灯，只能朦朦胧胧地看见司机开着前窗吸烟。烟头的红点忽明忽暗。往车外看，四周一片漆黑，巷道的尽头有盏路灯亮着光。从那点亮光看来，现在所在之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巷。
　　心脏就像是被人用手紧紧攥着一样难受。冷风吹来，身上肌肉哆嗦个不停。的确很冷。
　　“到了？” 我转了转酸痛的脖颈，问。
　　他既像是否定也像是肯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在哪里？”
　　“巴黎。”
　　好消息。我用手掌按摩了一会眼睛。
　　“为什么停在这里？”
　　“在等您睡醒。”
　　“等我睡醒？”
　　他吐一口烟圈，把烟头弹出车窗，红色的光点在黑暗里跳了几跳，如同死去一般暗淡了下去。
　　“您必须在这里下车。”他说。
　　“我必须在这里下车？” 我一下子没有能明白他说的话。人刚醒过来，思维比平常慢了不止一拍。“为什么？”
　　“因为这个。”
　　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外套里掏出一件东西晃了晃，看上去形状像枪。仔细一看，是把左轮手枪，而且不像是玩具模型。枪？出租车里怎么突然出现把左轮手枪？尽管思维慢了不止一拍，我还是隐隐觉得事情不妙。
　　“明白了吗？”
　　“有点明白了。”我说，“你持有武器。”
　　“好像还是不太明白，您。”
　　“可能是刚睡醒的关系。”我谨慎对答，“我只明白你向我展示手枪这一点。其它的还没有全弄明白。可以提示一下吗？”
　　“D’accord（注：法语，可以），那就给点提示。”北欧司机一直没有转头，只是偶尔从镜子里瞟我一眼。“比方说，去一家无名餐厅吃饭，结帐时付了相当于米雪兰三星的饭钱。对此您怎么看？”
　　“看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饭菜是否可口，服务是否具备三星水准。”
　　“饭菜一塌糊涂，侍者好比聋子，小费超过饭钱。”
　　“那样的话，简直就像……”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在头脑里搜索恰当的法语单词加以形容，“……就像是抢劫。”
　　“对了，”他点点左轮枪，“就是抢劫。”
　　出租车的引擎停止了空转，车厢内彻底沉默下来。一时间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对于我来说，抢劫是第一次碰到，没有任何人生经验可供参考，以前只从历史书里了解过北欧海盗的猖獗。
　　“您知道什么是抢劫吧？” 北欧司机开口问。
　　“知道。”我勉强笑了笑，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从常理来说人遇到抢劫是不该笑的。“我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
　　“现在恐怕不是我想怎么办，而是阁下想让我怎么办。”
　　“您很冷静。我喜欢和冷静的人打交道。”
　　我黯然看着司机手里握的左轮枪。情况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一个初到巴黎，法语讲得磕磕绊绊的旅行者，在一条黑暗偏僻小巷里，遇到手持先进热武器的强壮司机兼抢劫者。——我觉得不管是谁处在旅行者的位置都会十分自觉地保持冷静。
　　“就被抢者而言，您表现完美。”司机不动声色地说，“不过抢劫还是要抢劫的。不然就不是抢劫了。希望您能配合，不要节外生枝。我讨厌额外劳动。”
　　“当然。一定配合。”我说，“应该怎么做？”
　　“把包留下，您，下车。”
　　我瞅瞅放在一旁的背包，看着也的确像装了不少东西，可是其中真正够得上抢劫标准的恐怕少而又少。
　　“留下包没问题。不过……”
　　“什么？”
　　“背包里其实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说，“我并不怎么有钱。”
　　“这个自然。”他不为所动地说，“背包里放什么是您的事。我只负责抢劫。”
　　又沉默了一会。
　　“提个建议好么？” 我用谈判桌上弱者常用的商榷口吻问。
　　“您打算反对？”
　　“不是反对，只是想商量一下——希望能留下护照。没有护照非常不方便。”
　　司机仿佛在考虑我的建议，枪筒轻轻磕打方向盘。磕打了五下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既然是抢劫，就要抢得彻底，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抢劫。”
　　这个回答十分有说服力，我因而无话可说。
　　“请下车。”他说。
　　我再无异议，打开车门，空手下车。下车后掼上车门。
　　“Au revoir。”斯堪的纳维亚司机重新发动汽车，“Bonne chance。”（注：法语，再见，祝您好运。）

第一节 遗嘱（4）

　　我伫立在漆黑而陌生的巴黎小巷。听着雷诺车的引擎转动。出租车开动起来后，悄无声息地潜行在夜色里，连车前灯也没开就驶过了巷角，就此消失无踪。
　　斯堪的纳维亚司机和他的出租车离开后，我沿着同一方向朝唯一的路灯走去。唯一的路灯让我想起十四世纪的巴黎只有三盏街灯，平均每晚有十五个人在昏暗的街上被谋杀的史实。好在一走出小巷，路灯渐渐多了起来，街道亮堂了许多。往前转过街角，路上终于可以看见一两个戴犹太式黑色高帽的行人。我一时找不到路牌，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是在哪里，不过应当是在巴黎市区的某个地方。
　　翻起手腕看看幸免于难的腕表，已经十九点过五分，算起来在出租车上竟然睡了个把小时——在这个把小时里司机居然没有把我上下洗劫一空丢在路上，想一想也觉得不可思议。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抢劫者也许应该开香槟庆祝。当然，如果他能够直接送我到旅馆的话，我会更加感激的。车费还是照旧好了，一个内装若干杂物的美国品牌的旅行背包。
　　再走一阵，街道豁然开朗起来，路上也有了车流。找到街牌，现在所在之处是比拉格街，位于老马莱区。按着过去阅读书籍得来的印象，我沿着比拉格街一直走到灯火辉煌的孚日广场。孚日广场四周环绕的红砖楼房，在夜色和灯光的掩映下更显气度不凡。同样气度不凡的大概还有那些在拱廊里设座的有着华丽装饰的法式餐厅。据说维克多雨果和阿尔封斯都德都曾寓居于此。不知他们当年的寓所如今是否被改成了美食餐厅。不过此刻我既没有拜访作家故居的雅兴也没有光临美食餐厅的钱，所以无论作家还是餐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夜晚的空气里飘荡着的咖啡和葡萄酒的丝状香味。异国的欢声笑语从似远实近的地方断断续续地传来。我手插衣袋坐在广场边的菩提树下，远远地欣赏位于广场中央的路易十三雕像。
　　三百九十年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长矛比武中因意外事故被刺身亡，继承人路易十三和他的奥地利公主在皇家广场的落成典礼上举行盛大婚礼。
　　三百九十年后的今天，身为外国游客的我在同一地点面临窘境束手无策。这样一联想，心里仿佛稍微好过了一点。可是安慰只限于精神层面。我没有钱，没有有效证件，什么都没有，和非法入境者没什么区别。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正一筹莫展地枯坐沉思时，一个警察模样的法国男子穿着轮轴旱冰鞋溜进广场。穿旱冰靴的警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由抬头看了会。从滑行的姿势来看他显然技艺纯熟，其风范与职业选手相比也相差无几。欣赏一会后，我抬手向他打了个招呼。旱冰警察一个姿势优雅的大回转，溜到我的跟前。
　　“请问如果遇到抢劫应该怎么办，警官？”我问他。
　　“抢劫？您遇到了？”
　　“就在半小时前。”我回答，“护照也被抢走了。”
　　他同情地耸耸肩。
　　“先报案好了。”
　　我跟着旱冰靴警察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两条街之外的马莱区警署。他领我进入警署里间的办公室。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办公桌前埋头阅读什么，其余人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法国人下班非常守时，警察应该也不例外。
　　旱冰靴警察把我托付给靠办公室里唯一的当值警官。被托付者中年秃顶，面貌同好莱坞演员尼古拉斯凯奇有些相像，不过人显得随和许多，顶也秃得厉害些。
　　秃顶警官合起正在读的书，抬头露出公务员式的微笑，右手伸出示意请我坐下。笑容明显亲切友好。我在桌子对面坐下，瞥了一眼书的封面——《三十口棺材岛》，莫里斯勒布郎著。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先生？”
　　“是这样的，四十分钟前我刚刚遇到抢劫。”
　　“哦，抢劫。请等一等。”警官慢慢地从一沓文件下找到案件登记表，拿起一支水笔试了试还有无墨水。“您不是法国公民吧？”
　　我说自己是来法国旅行的中国游客。
　　“请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护照也被抢走了。”
　　“嗯，这就有些麻烦了。”
　　尽管有些麻烦，却也并非好毫无办法可想。警官打电话给机场确认我的身份，又从电脑上核查到我的入境登记。我看着他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接着请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好吗？当然，过程越详细对我们越有帮助。”
　　我从下飞机开始说起，如何上的出租车，如何在车上瞌睡，睡醒后如何发觉身处不知名的黑暗小巷，司机如何拿出左轮手枪，如何不慌不忙地告知我抢劫事实，如何拒绝了我要回护照的请求，我如何下车，如何来到这里。被抢的包里杂物也一一列出。现金、旅行支票、信用卡的数目也大致告知。秃顶警官停笔，善解人意地拿纸杯倒了杯矿泉水给我。我一口气把纸杯里的水喝完了。
　　“您有没有注意到出租车的车牌号？”
　　“没有注意。”我说，“我只知道出租车的司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来自奥斯陆。”
　　警官补上这点，又问了司机的面貌特征。我回答说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征，金发碧眼，高大强壮。他低头记上。
　　“衣着呢？”
　　“好像穿着一件黑色夹克。”
　　“您确定他拿的是真的手枪吗？”
　　“大概是真的。”我说，“是左轮手枪，就是西部片里大多数牛仔用的那种左轮手枪。”
　　“西部片左轮手枪……口径清楚吗？”
　　“不清楚……应该不大也不小。”
　　“不大也不小？嗯……”他为难似地发出鼻音，“那枪管长短呢？”
　　“长短……不长不短的样子。”我比划着说。
　　“不长不短……”
　　“……”
　　“您对周遭事物可真够关心的。”警官摇头停笔，“不是我怪您，先生。但是从您的叙述里能够提炼的有价值的线索基本为零。综合起来就是巴黎有个年轻的北欧司机，开黄色的雷诺出租车，持不大不小的左轮手枪，用不怎么典型的亚森罗平方式温文尔雅地洗劫了您。仅此而已。”
　　 “我不是军火专家，也不是作家或画家，缺乏那种职业观察力。”我辩解说，“所以疏忽某些细节在所难免。”
　　警官以耐人寻味的眼神打量着我。
　　“您的世界观类似萨特——他人即地狱？”
　　“这和萨特的世界观无关。”我强打起精神说，“相比看而言我更注意听到什么。比方说，车上当时放的是爱蒂特比亚芙的香颂。”
　　“真有您的。”他低头补上一笔，“别具一格的幽默感，先生。”
　　不是我具有什么幽默感，应该是生活本身就非常幽默。我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我并不热衷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巴黎秃顶警察讨论世界观。
　　“本来应该警车带您去现场勘察一番的。可是巡逻车正在检修。不是说你的案件我们不重视。您能理解吧？”
　　“理解。”我说。
　　他递过笔录让我过目。该笔录誊写清楚，语法正确，遣词造句别有风味。看完后我在指定处用中文签上姓名。警官拿回记录后好奇地研究了一番我的签名。
　　“中国的汉字很奇妙，既有实用性又蕴涵艺术性。回头我想让我的小女儿去学中文。说句实话，我一直对中国怀有好感。《图兰朵》看过三遍，还喜欢吃中国炸虾。”
　　我只能点点头。我不喜欢歌剧，《图兰朵》一遍也没有看过，何况目前我有比歌剧和炸虾更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致上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关于抢劫案？”
　　 “不好说。”警官将表格归档，爱莫能助地看着我。“抢劫案通常都很棘手，特别是针对外国游客的抢劫案。来巴黎旅游的人太多了，我们管不过来。当然，我不是说巴黎不安全。事实上巴黎十分安全，只要您能稍微注意点。”
　　“注意别上错出租车？”
　　他随和地笑了笑，一边抚摸自己的秃顶。“您的案件是有些蹊跷。一般人也不会下飞机就被抢劫……不过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多想这事了。一切交给我们来办好了。我只希望今晚的遭遇没有使阁下对巴黎的好感有所减弱。”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警官给我开证明身份的文件，让我明天去中国驻巴黎领事馆重新办理护照。
　　“就这样了？”我问。
　　“你在巴黎不会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吧？”他也问。
　　他这么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是必须先找到过夜的地方才行。我思索一会，借了巴黎市区的电话簿，按字母顺序翻到到R序列，有两个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后一个与我印象里的数字大致吻合。我照后一个号码拨去，电话铃响了一遍后接通，然而却是录音电话。我没有留言，直接挂断了电话。
　　警官在开证明文件。我则翻遍衣兜，清点身上现有的幸存物品，希望能够发现遗漏在某个角落的纸币。现在身上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连钥匙圈的指甲剪（原来还有一套折叠式瑞士军刀，上飞机时被没收）、一枚十法郎硬币、上海至巴黎的法航机票、一支油墨消耗过半的蓝色圆珠笔、机组送的一包未拆封的航空饼干、小说《礼拜五及太平洋上的虚无飘渺境》、外加腕上的老式手表。没有发现纸币。
　　我把桌上的琐碎家当放回衣袋，拆开航空饼干的包装袋，嚼起了饼干。饼干是草莓夹心口味的，味道还不错。刚吃了两块饼干，警官也放下了手里的笔。
　　“有办法了？”他问。
　　我摇头。
　　“想喝咖啡么？”
　　我点头。
　　警官去倒了两纸杯咖啡。我们一边喝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一边吃那一小袋草莓夹心饼干。不一会儿咖啡喝光了，航空饼干也吃完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深谋远虑地判断说，“您总不至于想在警局里过夜吧？”
　　“当然不想。不过，随便问问，这里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想睡在拘留室？这可不行。这样好了，到零点我才下班，您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是差不多是九点钟，我盘算了一会，实在想不出解决什么特别管用的办法，便从外套口袋里取出图尔尼埃的小说，翻到折起的页数继续看下去，借以消磨时间。忘了是哪个自以为是的作家说过，好的小说都有启示现实的作用。这句自以为是的断语此刻看来也不无道理。我只看了不到半页小说就省觉自己和鲁滨逊的处境是何等的相似。也许地点略有不同——鲁滨逊流落荒岛，我身在巴黎。然而太平洋上虚无缥缈境无须金钱，我却连个过夜的地方都成问题。
　　不过，总体来说，我可以被看作是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啪啦啪啦。
　　下意识地，我提着书脊抖动书本，希望能够抖出几张救急纸币，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把纸币当书签用的富裕日子。
　　一张纸片飘落地上。我弯腰将其拾了起来。
　　这不是纸币，而是飞机上认识的邻座女子所留下的写有联系电话的法航名片。
　　斟酌一番后——其实也算不上如何斟酌，仅仅是犹豫了片刻，我便按名片上的手写数字拨打了电话。

有须秀树

第一节 遗嘱（5）

　　拨打电话后的半小时内，我接连喝了三杯咖啡。心里不踏实，只有继续看书。
　　第二杯咖啡时，有一对老年夫妇因为爱犬离家出走而来报案，据说已经出走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看样子警官十分为难，但还是受理了案件。他推测那对夫妇的爱犬因为进入发情季节而暂时离家寻找性伙伴。推测显得极有见地。劝走了寻犬夫妇后警官陪我喝了第三杯咖啡。
　　咖啡难说好喝，杯底满是咖啡残渣。看来即便是巴黎也有味道糟糕的咖啡存在，我硬着头皮喝完了咖啡。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就算是那位斯堪的纳维亚司机用左轮手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也不想再喝一口了。一肚子劣等咖啡哐嘡作响，和着胃酸顶到喉咙口。我勉力压下胃里翻上的一阵阵恶心。
　　恶心感稍去后，尿意接踵而来。去洗手间释放的与其说是尿液，不如说是过滤后的咖啡。喝下去的咖啡几乎丁点不剩，腹中空空如也，似乎能听见回声。
　　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办公室继续读书，与荒岛上的鲁滨逊感同身受。小说剩余部分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文字估计已经转化为饥饿意识潜入腹中。当饥饿意识超过身体所能容纳的感觉上限后，不知不觉间与原来的各种感觉同化为一种全新感觉。身体如同被注射了镇静剂，头脑明晰空洞，世界纤毫毕露，但是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像是从凹凸镜反射回来般的微微扭曲、变形。听觉也灵敏了许多，各种声响汇聚耳廓内形成嗡嗡耳鸣。
　　在饥饿感带来的敏感状态里，我读完了小说最后一页。
　　我慢慢合起了书本。几乎与此同时，薇奥莱特罗兰也来到了警局的办公室。她仍旧围着紫色长丝巾，外面的银灰色泡棉外套换成了一件合体的黑色风衣。她朝我稍微笑了笑。我赶紧站起身来。
　　与警官告辞后，我随薇奥莱特走出了呆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警署，夜空飘下零落的雨点。一辆亮红色的欧宝吉普停在警署路边。吉普车高大方正，魄力十足。我们坐上吉普车。
　　“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我说。
　　“不用放在心上。我出来一趟也很方便。”她说，一边发动吉普车引擎，“给车加油耽搁了一会，路上又走了弯路。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
　　“没有觉得，刚才我一直在看书。”
　　有几点雨滴落在了车窗上，她把手伸往车窗外试了试雨，试完雨又将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细长柔韧，非常适合弹奏乐器。
　　吉普车开动上路。
　　 “这是你的车？”我问。
　　“不是，是房东的车。我是半个环保主义者，只考了驾照，没打算有自己的车。”她侧过面孔看了看我。“电话里没有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遇到了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我如实向她讲起抢劫的经历，如同刚才在警署里面对秃顶法国警察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复述了一遍。我一边叙述抢劫的经过一边回想当时的情况，抢劫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起来。为了抵抗这不真实的感觉，只能在叙述里增加了许多细节，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吉普车驶过塞纳河，我大致说完了经过。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我说，“被抢走的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旅行支票和现金数目有限。信用卡已经挂失了。就是护照没了有些麻烦。”
　　“我有点不明白。”她把垂发拨到耳后，说。
　　“不明白什么？”我问。
　　“那个出租车司机好像并不是要抢你的钱。”她说，“他不像是要抢钱。抢钱有更好的方式和地点，不必等在飞机场抢初到巴黎的旅客。”
　　“可是不是为了抢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想了想，说：“会不会是恶作剧？”
　　作为恶作剧进行抢劫好像过于恶作剧了。我觉得也不像。没人会为恶作剧而专门等在机场抢刚下飞机的外国游客。我苦苦思索了好一会，想不明白。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走运。”
　　“好像是有点。”
　　“说实话，我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的，更没想到你会被人抢劫。”
　　“我自己都没想到。”
　　“好在我是一个人住，公寓虽然很小，但多一个人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抱歉说。
　　“不用说对不起，”她笑着摇了一下头。“没什么麻烦。”

第一节 遗嘱（6）

　　她的寓所位于圣日耳曼区，一幢六层的临街公寓。她把吉普车停在楼下，我们走入公寓。上楼有部拉铁栅的老式电梯，仿佛在哪部描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影片中看到过。电梯上升时昏黄的顶灯闪个不停，锁链绞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到顶后我们拉开铁栅门步入走廊。走廊长而阴暗，但没有阴暗的潮湿感。几扇紧闭的木门依稀带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繁华气息。走到位于廊道中段的一个青色木门时，她停下来从风衣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门。亮光从屋里泻出来，柔和而舒适的橘色亮光。
　　“请随便坐，”她说，“我先去把车钥匙还给房东。”
　　公寓地方不大，墙壁上贴的都是红色花纹红色图案的壁纸。客厅的壁角有一个小小的书橱。我走到书橱边。书架上多半是些法文书籍，还有一些关于绘画艺术的专业著作。一本书反扣在书架上，我拿起来看了看，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理解勃拉姆斯的音乐，可我确实喜欢他晚年所作的几首钢琴小品。孤独、怅惘，犹如月光下一条默默流淌着的溪流。
　　薇奥莱特回来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松鼠的宠物食品广告。看到松鼠吃宠物食品的镜头，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饿。松鼠吃的东西看起来味道很不错的样子。
　　“晚上吃过饭没有？”她问。
　　“吃过一包饼干。”我站在书橱边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我去弄点吃的，马上就好。”
　　她解去丝巾脱去风衣，转身进了厨房。
　　我挑了本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看完简介又放回原处。书是好书，但以我目前的情况看下去只能使心情更为晦暗。再度浏览，找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巡》，伽利玛出版社的小开本丛书。我抽出袖珍小说，选择远离风衣和丝巾的沙发一端坐下读了起来。莫迪亚诺小说的语言简洁如诗，故事却宛若寓言。我相当喜欢。
　　读了两页不到，她从厨房转了出来，把两个白色碟子放在沙发前的磨砂玻璃茶几上。一个碟子里面装着五份三角形的三明治，另一个里面装着水果色拉。三明治是何口味看不出，但色拉是猕猴桃片做的。
　　“今天刚回家，没来得及出去采购。因此就用手头原料凑合一下，希望能合你的口味。”
　　“哪里，”我慌忙说，“已经很感激了。谢谢。”
　　“想喝点什么，甜酒还是咖啡？”
　　我回答说酒好了。今天我实在不愿再喝咖啡了。
　　她取出酒瓶酒杯斟了两杯酒。我去卫生间洗过手回来，直接取过一块三明治嚼了起来。我转瞬消灭两份三明治，猕猴桃色拉也舀吃了一半。
　　“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谢谢。”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她仿佛鸟儿展开双翅般淡淡一笑。“如果不觉得我做的难吃的话，就请全部吃完好了。”
　　我默默地吃完了三明治和色拉。这期间她一直托腮看着电视二台的深夜访谈节目。
　　“饱了没有？”她问。
　　“饱了。”
　　她收去盘子，回卧室抱了天蓝色的被褥和枕头放在沙发上。
　　“委屈一下，睡沙发可以么？”
　　我点了点头。沙发足够宽大，睡我一个绰绰有余。
　　“晚上盖这个。现在夜里还是挺冷的。”
　　“谢谢你。”我说。
　　“不用谢。”她随意地拍了拍被子。“我要去洗个澡。如果你累了的话，就把电视关掉睡觉好了。”
　　薇奥莱特离开客厅进入浴室后，我先看了会电视。访谈节目讨论的内容大致是现今世界女权的兴起与男权没落的相关问题，也许是法语听力还有障碍，我只听懂其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论点是随男性生殖欲望的下降导致女性自主权的必然上升。我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究竟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同时失去了继续听下去的耐性。
　　浴室里传出细雨般淅淅沥沥的淋浴声。说我没有因此而胡思乱想显然是自欺欺人。然而我想的不是十分清楚。能够在头脑里幻想出清晰画面也是一种非凡才能。可惜我并不具备这种才能。我使劲制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认真读起莫迪亚诺的小说来。
　　感情的净化。
　　我跳过头脑里关于希腊的回忆，专心看起《夜巡》。不久，又仿佛是很久以后，她洗完澡进了卧室，关上了房门。我仍然接着读自己的小说，直到一口气将整本小说读完。
　　我把小说放回书橱。眼睛有些吃力，躺在沙发上按摩了一会眼睛，随即铺被解衣，关上落地灯。客厅在黑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四周陌生而静谧，只有卧室的门下泄露出一点柔和灯光。过了一会儿，那点亮光也消失了。
　　黑暗里我慢慢回顾今天发生的一切，但一切仿佛是隔夜的梦一样再也想不确切。Ma fatigue rongeait , comme un rat , tout ce qui m’entourait 。 我确实有点疲惫了，不管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注：法语，疲惫像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啃咬得模模糊糊。这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夜巡》里的原文）
　　刚一合眼，睡眠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将我吸入其中。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有须秀树

第一节 遗嘱（7）

　　醒来抓起手表一看，居然已是上午十点。我连忙起来，套上牛仔裤，可是衬衫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正当我弯腰在沙发下搜寻时，房间的门开了。薇奥莱特好像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怀中抱着装得满满的几个大购物袋。
　　“在找衬衫？”
　　“是啊。”
　　“我拿去洗了，路上顺便帮你买了件新的。”
　　她从纸袋里取出还未拆去包装的新衬衫递给我。新衬衫是天蓝色的，格调与手感似乎都比我身上其余衣物略高一筹。她又从购物袋里拿出毛巾、牙刷、剃须刀，以及一套全新的内衣。拳击选手式样的短裤和垒球选手式样的汗衫，都是白色的全棉制品。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十分合我的意。我只能再次谢她。
　　“等一下你可以先冲个澡，这样精神会好些。换下的衣服就放着好了，我一块送去洗衣店。”她说，“刚回家，有许多东西要清理。”
　　浴室里有股好像是香水，润肤液，化妆品的各种味道混合而成的香味。这味道非常好闻，却让我稍稍有点紧张。洗完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换下的内衣，似乎放着并不妥当。想了足足有一分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放在那里。
　　回到客厅，薇奥莱特人在厨房。我掀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天空阴沉沉地不见太阳，即将下雨的天气。街道上路人稀少。
　　我坐回沙发，先拨查号台问了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地址和电话，用圆珠笔记在图尔尼埃的小说内页，再照记下的电话打去领事馆，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丢了护照。对方要我明天带着证明文件前往办理。明天？我问可否提前，他说因为负责人今天休假所以只能是明天。那就明天好了，我挂上了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去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电话留言换成了一位嗓音悦耳，言语流畅的接线生。她问我有何事需要帮助，是离婚、遗产、还是刑事诉讼。这几个法文单词由她说来，仿佛都是浪漫得不得了的事情，和白马王子娶灰姑娘是一回事。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律师应该知道我。
　　“您请稍等。”
　　电话随即传来转线等待的合成乐曲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不到半节，音乐中断，话筒那边传来一位口齿间带着华贵的沧桑感的嗓音，正是律师本人。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告诉他自己昨晚就到了巴黎。
　　律师问我今天是否方便见面。
　　“……可以。”
　　“下午两点半在我的事务所见面，您觉得怎样？”
　　“好的。”
　　我确认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核实无误后便结束了通话。原来想趁上午这段时间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但是打电话一问原来这也需要护照，只好算了。
　　打完电话，我走进厨房。薇奥莱特正从气压式咖啡壶里倒出香气四溢的咖啡。她看见我，把倒好的这杯推了过来。
　　“请品尝一下我煮的咖啡。”
　　我端起喝了几口，发觉无论从香味还是从口感来说都比我以往喝的任何咖啡都要可口。
　　“很好喝。”
　　“真的？” 她微微弯起嘴唇。
　　“是真的，不是奉承。”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跟她说了刚才的电话，明天才能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那你今天还是住在这里好了。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没有太大区别。”她说，“晚上睡沙发习惯吗？”
　　“还好。”
　　我想到自己不久前也睡过一次沙发。虽然是不久前，却仿佛又是很久以前。这大概是距离引起的幻觉。
　　“吃点面包吧，有baguette（注：法式棍子面包。），刚出炉的。”她说。
　　棍子面包外皮金黄焦脆，内里雪白绵软，加上可口的咖啡，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她也没有在面包上涂黄油，直接在面包上咬了起来。我们默默吃了一会早餐。
　　“对了，从这里去哈波大道怎么走？”我想起来跟律师的约会，问她。
　　“你要去哈波大道？”
　　“下午和人约了在那里见面，两点半的时候。”
　　“巴士和地铁都可以，不过你大概不熟悉。”她想了想，说，“我工作的地方也在那里，下午正好也要去一趟，我送你去好了。”
　　“那就多谢了。”我说。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
　　我们坐公车去了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傲慢感。女士转过脸看了看我，脸部轮廓的线条相当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
　　“您好。”
　　我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第一节 遗嘱（8）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放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找到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常用的录音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律师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将磁带放入音响，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本身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
　　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MOI D’AMOUR”。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乐评，但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记下了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
　　夫人付了两杯咖啡的帐，起身走到轿车前。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回过身来。
　　“那盘磁带……也许您应该再听一下。”
　　“磁带不是空白的吗？”我问。
　　“也许是的，可是，我希望您能够再听一下。”
　　雷米卡埃夫人乘坐迈巴赫轿车离开不久，薇奥莱特就来到了咖啡店。我们离开咖啡店，仍旧坐巴士返回她在卢森堡公园旁的寓所。
　　路上，我从口袋里取出磁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磁带全是黑色，从外壳到轴轮都是完完全全的浓缩了的黑色。外壳边沿细小的磨损来看，它并不是崭新的，似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死去的钢琴家究竟为什么留给我这盘磁带呢？按常理推测，磁带里多少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存在的，例如一段话，或是一段音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可能留给我的是段音乐。钢琴家应该不至于留下一盘空白的录音带。他的确是想让我听点什么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回到薇奥莱特的寓所，我想起临别时贵族夫人的话，于是问薇奥莱特有没有卡带播放机，她拿给我一台SONY的WALKMAN。我把磁带放入机器里，戴上耳塞。耳塞里没有声音。
　　只有很长很长的空白。
　　我闭上双眼，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耳内的感受上。空白的声音逐渐拉长，变宽，仿佛构成了一个无声的无边世界。这里只存在没有尽头的虚无。虚无吸引着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使人无法脱身离开。空白改变其形状，虚无在黑暗里形成旋涡，意识仿佛也被卷进旋涡深处。旋涡深不可测。声音的黑洞。耳塞里只有电流通过的低微杂音，除此外什么也听不到。我摇摇头，取下耳塞。
　　在我听磁带的时候，薇奥莱特在厨房动手准备晚饭，听完磁带，我进到厨房试图帮她。虽然同样是一个人生活，但我会做的食物大部分都和**食品有关，我基本没有帮上任何忙。后来她干脆让我去客厅等着，一个人做了煎小牛排、鸡蛋饼、西红柿色拉配榛子加小块奶酪的色拉、肉丁米饭，连同中午的potage lie浓汤凑成了一桌可口的晚餐。
　　“太麻烦你了。”我说。
　　“不怎么麻烦，你可不要觉得什么过意不去的。做菜是上学的时候在家务课上学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下班回家连饭也懒得做，很少有做菜的机会。今天只是借题发挥。”她说，“我做的这些菜，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
　　“知道吗？我本来还有点担心你会吃不惯呢。”她笑着说。
　　饭后我们离开公寓来到楼下，现在是晚上，卢森堡花园当然已经关门。我们没有去往远处，只是在花园附近的街道上漫步。花园的东面是蒙田高中和小卢森堡树林，南面由花街可通往蒙帕拿斯，西面可走到圣苏比斯教堂和圣日耳曼大街，北边的圣米歇尔大街与巴黎圣母院、先贤祠和卢浮宫相连。薇奥莱特一边走一边告诉我这些街道的名字以及通向何处，还有一些在巴黎乘坐交通工具的注意事项。
　　“说了这么多，你不会觉得厌烦吧？”她说。
　　“怎么会呢？其实我希望你再多介绍一些，”我说，“刚才我想起了在飞机上的时候。”
　　“飞机上的时候？”
　　“从上飞机开始，你一直都静悄悄的，我还以为你不能说话。”
　　她笑了笑，好像觉得有点冷，因此裹紧了黑色风衣，并把毛衣的领子翻了上去。
　　“你明天要去中国使馆补办护照是么？”
　　“是的，明天上午。”
　　“我想你会顺利起来的。”她安慰我说，“不过就算有什么难题一时无法解决，也没什么要紧的。你就放心住在这里好了，没什么关系的。”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能谢谢她。
　　两个人沿着花园高高的铁栅栏往回走，走了一会，来到一个红色的电话亭旁，她拍了拍我的肩，手指向街对面的公寓。
　　“你看，那就是我的公寓。”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公寓三楼一个小小的窗户，在沉沉夜色里亮着不乏温柔的橘色灯光。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烙印（1）

　　起来时，薇奥莱特已经出门。茶几上公寓钥匙压着她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写她上班去了，厨房里有准备好的咖啡和面包，最后还告诉了我去乔治五世大街的大致路线。便条旁放着两张一百欧元的纸币和一些零钱。
　　按便条上所写的，我走到圣日耳曼大街的奥德翁车站坐地铁前往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使馆。
　　来到中国领事馆门口，正想进去时，有人从背后叫住了我。回头一看，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司机朝我微笑着。笑容也许可以说是和善亲切，但我无法这么理解。
　　“您好，徐先生。” 他走上前来，伸出右手，似乎想同谁握手。“终于又见到您了。”
　　我看了看使馆门口雕像般的警卫，尽量保持自己的镇静。出于谨慎，我没有接住他伸过来的那只手。挪威人释然地耸了耸肩，垂下了右手。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可能是从护照里知道的。
　　“我想你挑错了地方。”我说。
　　“我没有挑错地方，徐先生。我是专程在此恭候您的，今天一大早就站在这里了。上一次的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这个误会我想是可以消除的。”
　　“误会？”
　　“请等一下。”
　　他从背后解下背包。是我的旅行背包。
　　“这是您的包。东西都在里面，您可以检查一下。”
　　我伸手接过背包，退后一步才打开。粗粗一看是没少什么。护照、皮夹、信用卡、旅行支票都安然无恙。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回来，就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抢劫我一样。
　　“你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我问。
　　“我并不是想证明无辜，只是想表明诚意。对您我没有丝毫恶意，这一点您应该相信我，”对方说，“如果我对您有恶意，上次就不会轻易放您走了。”
　　他确实没有伤害我，只是抢走了我的背包，把我丢在巴黎的街道上。我考虑了一会，没能得出什么合理的结论。我当然感到莫名其妙，曾经抢劫我的司机居然在使馆门口等着把抢走的东西送回，而且还说是想表明诚意。
　　我不清楚这能不能算做是一种诚意。
　　“为什么你要我相信你？”我问，“你想要做什么？”
　　“希望您能跟我去见一个人，现在。”
　　“你说让我现在跟你去见一个人？”
　　“是的，吕斯蒂先生想要见您。”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说的吕斯蒂先生。”我说，“我不想去。”
　　“在您下决定之前，请先打开护照看看好吗？”
　　我依言打开背包取翻出护照。护照完好无损，只不过多夹了一张照片。照片大小和护照本差不多相等，不翻开护照本很难发现。
　　这是一张彩色的特写照片，某人的右手搁在了黑白相间的琴键中段，手背上有一个异常明显的暗红色疤痕，疤痕形状如同反写的英文字母“N”。这只右手是断了的。自手腕关节以下什么都没有。键盘上有的只是一只断了的右手。
　　如果不是从现实角度而是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照片上的这只断手的形状非常完美。除手背有疤痕外，从手腕坚韧到指甲的平整，从骨节的凹凸到手指的修长无一不让人感叹。阳刚、阴柔、柔软、坚强、无力、雄浑。手的完美包容一切，涵盖所有人类的美感概念。罗丹已经创作过“上帝之手”，如果再以这只手为原型塑造作品，大概应叫做“完美之手”。
　　“您觉得怎么样，先生？”
　　我默默地合拢护照，抬起头看着他。挪威人表情自然地回看我。
　　“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只是按吕斯蒂先生的吩咐行事。其它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没有办法解释。只有吕斯蒂先生才能告诉您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跟你走才行？”
　　“不，我没有强迫您的意思。您完全可以自己下决定。”他摇了摇头。“我刚才说过了，我对您没有恶意。您可以选则跟我走，也可以选择不跟我走。两者都没有危险。当然，我希望您能跟我去见吕斯蒂先生，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
　　我抱着手站在使馆门前发呆。我知道照片里的手是属于谁的。这是让－雅克科洛的手。天才钢琴家的手。正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来到巴黎，结果是收到了他留下的一盘空白磁带。为什么他会在遗嘱里提到我呢？又为什么留下一盘没有内容的磁带给我呢？我感到困惑不解。现在又有一名抢劫过自己的奇怪司机给我看了断手照片，并说有位不认识的吕斯蒂先生要见我。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与钢琴家有关呢？为什么要给我看钢琴家的断手照片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就必须跟眼前的这位强盗司机走。这个想法渐渐在我的头脑里占了上风。去见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这样似乎不太稳妥，但是细想之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抢劫一早就已抢过。不必重复第二次。就像司机说的那样，如果他对我有恶意，早在前天晚上我就呜呼哀哉了。再说，就算对方对我有所图谋，又能得到些什么呢？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古典乐评论家，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既然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那相对来说我就没有危险。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问。
　　“这个，”司机说，“上车再详谈，可以吗？”
　　雷诺车驶上乔治五世大街后，挪威司机说：“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乔佩特森，是名私家侦探。您叫我乔就行了。”
　　“私家侦探？你不是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是兼职，为了行动方便。您总不会以为我是强盗兼职出租车司机吧？”
　　“那抢劫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取得线索，偶尔会用一些非常规方法。”乔佩特森耸了下肩膀。“不过抢劫您确实是我做错了。吕斯蒂先生非常生气，就差拿拐杖打人了。没办法。我想您一定会去使馆补护照，因此才在使馆门口等您。但愿前天晚上那次糟糕的抢劫没给您带去多少不便。如果您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的话，我负责赔偿。”
　　“不必了，也没什么损失。”我考虑了一下。“是吕斯蒂先生让你在飞机场等我的？”
　　“是这样的，但是他没让我抢劫，抢劫是我自作主张。”
　　“吕斯蒂先生也是侦探？”
　　“怎么说呢，”司机加速越过一辆雪铁龙后回答，“吕斯蒂先生也是侦探，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侦探。我不知道您对欧洲的侦探历史是否了解。”
　　“基本不了解，仅仅停留在小说层面。”
　　“吕斯蒂先生在侦探界里被称为维多克二世。您知道维多克这个名字吗？”
　　“是不是莫里斯勒布朗的《维克多侦探》？”
　　“是维多克，不是维克多。而且您说的不是现实人物，而是虚构人物。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被叫做福尔摩斯二世、罗宾二世，或者波洛二世。那些都是小说角色。不过小说人物也是有原型的。您读过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书没有？”
　　“读过。”提起这两个作家，我似乎想起了维多克这个名字。“你是说雨果笔下沙威、巴尔扎克笔下伏脱冷的原型的那个维多克？”
　　“对，佛朗科斯尤根维多克，十九世纪侦探之王。” 他点一下头。“吕斯蒂先生全名是佛朗科斯维多克吕斯蒂，他被人尊称为维多克二世。”
　　出租车似乎一直向巴黎北面行驶。前面道路的地势越来越高。他打开车载音响，爱蒂特比亚芙的歌曲。
　　“抢劫的事，那天晚上我已经报案了。”我说。
　　“没什么关系。巴黎警察的办案效率让人非常放心。”。
　　“上次你拿的那把左轮枪，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从怀里拿出左轮枪递给我。“放心好了，没装子弹。COLT公司的执法者MK系列的加强型，与阿尔帕西诺在《教父》第一集里射杀警长所用的手枪是同一个系列。”
　　我赏玩了一阵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交还给他。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
　　“蒙马特，红磨坊，吕斯蒂先生的寓所。”乔佩特森说，“吕斯蒂先生已经退休很久了。”

第二节 烙印（2）

维多克二世并非是住在红磨坊里，准确描述的话，是住在红磨坊对面白色广场旁边的一座多层公寓的二楼，从公寓客厅的窗户正好可以看见Moulin Rouge的霓虹灯标志。侦探司机把我带进客厅，让我坐着稍等片刻。我把背包放在单人沙发上，站到客厅的窗户边看了一会著名的红色磨坊风车。红色风车、插羽毛的女郎、康康舞、维多克二世。一个侦探住在这样的地方的确非常合适。
　　背后有轻微的响动，我转过身，看见乔佩特森推着一个轮椅进到客厅。轮椅上坐着个盖着厚厚毛毯的老人，想必就是吕斯蒂先生。
　　老人大约七十来岁，异常地瘦。脸上无须无髯，但鬓角长及腮帮，似乎当做胡须也无不可。头发虽然稀疏，却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与眉毛眼睫毛一色全白。老人眉骨高耸，眼窝深陷，鼻子恶狠狠地向下一勾，遮了大半个嘴。一张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孔。
　　“初次见面，徐先生，您好。我是佛朗科斯吕斯蒂，就是我想见您。”他勾了勾鼻子，大概是笑了一下。“看见我这个模样，您也许感到有些意外吧？”
　　“对不起。”
　　我把视线从轮椅上挪开。
　　“不用在意，请坐。”他用拐杖指了指桌边的单人沙发，“几年前被人打断了脊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子弹至今还卡在骨头里。不提这个了，您想喝点什么，葡萄酒还是咖啡？我建议您喝咖啡，乔煮的咖啡味道不错。”
　　“那就咖啡好了。”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挪威司机离开客厅去厨房煮咖啡了。维多克二世用洞悉罪恶的眼神默默地注视我。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也想不出怎么开口询问，于是就扭头打量客厅的布置。看了半天竟什么也没看到眼睛里。有音乐大概会好一些。可是客厅里没有音响，也没有留声机。侦探的客厅里没有可以播放音乐的设备。
　　“Homme au nez aquilin , plus ruse que malin，但愿您没有这么想。” 侦探老人说，“在正式交谈之前。希望您能把手给我看一下。”（注：法国谚语，鹰钩鼻者既凶残又狡猾。）
　　尽管要求有点奇怪，但我还是按他所说的把双手搁在了面前的小圆桌上。他伸出右手，犹如检查罪犯的作案工具般地细细翻检我的这双手，似乎想在上面找到什么证据。他先看右手手背，看完手背反过来看手掌，看完手掌再检查每一根手指，从指根到指甲的细细查看了一遍。再换左手。两手都看完，他示意可以了，我于是收回双手。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到底是满意还是失望。
　　“我知道您的职业是古典乐评论家，不过，您没有学过钢琴，虽然手形很合适。”他说。
　　“音乐方面我除了会听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沉默了一会，问老人，“您为什么要见我？”
　　“因为您与我知道的某件事有些联系，或者说，正在产生联系。”
　　“某件事？”
　　“照片您已经看过了？”
　　“看过了。”
　　我从护照本里拿出照片放在圆桌上。吕斯蒂老人提起拐杖指向断手照片。
　　“我想您应该知道这是谁的手。”
　　“这是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手。”
　　“你这么确定？”
　　“我见过钢琴家本人，他的手有一点比较容易辨认的地方。”我点在钢琴家手背上。“这里有块形状特殊的疤痕。一看即知。”
　　老人满意地点点头。
　　“请仔细看看这块疤痕。”
　　我仔细地看照片上的疤痕。如同我以前就注意到的那样，疤痕的形状看上去既像是反写的字母N，又像是一道闪电，几乎覆盖整个手背。疤痕较正常皮肤略微凸起，颜色为暗红色。仔细看来，疤痕显得尤为真实丑恶，与手的完美形成强烈对比。
　　“像是烙印。”我说。
　　“像是烙印。”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的确像是烙印。而且不是普通的烙印。我想您大致可以认出这疤痕像某个字母。”
　　“像是反写的N。”
　　“不是反写的N，”他用拐杖在圆桌上缓缓地书写。“这是北欧文，读做西格尔，在北欧文里，表示着生命的意思。”
　　“可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呢？”我问，“钢琴家的手上有北欧文的烙印？”
　　维多克二世没有解答我的问题，转而问我：“他死得非常不寻常。这您不至于一无所知吧？”
　　我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
　　 “一个传奇性的音乐家，脸上从来没有笑容的钢琴演奏者，舞台上突然横死的天才，尸体被烧得只剩下一只手。”他讽刺似的微微一笑，“这就是让－雅克科洛。”
　　“有人委托您调查让－雅克科洛？”我问侦探老人。
　　“没有任何人委托我调查过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也没有任何一件有关他的案件发生过。我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才关注他的。这个原因等一会会告诉您的。刚才也说了，之所以要见您，正是因为您现在与这件事有关。”
　　“您是怎么知道我来巴黎和科洛先生有关呢？”
　　“我是侦探，虽然现在行动不便，但还是有办法了解想了解的事情的。据我所知，在他的遗嘱里出现了您的名字。他把某件东西留给了您，是这样的吧？”
　　“是的。”
　　“恕我再冒昧地问一句，他留给您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一个轮椅上的侦探老人隐瞒实情。实情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是一盘磁带，但是磁带是空白的，没有录过音。”
　　“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他闭上眼睛，食指和中指按在高高隆起的鼻梁上。“您带在身上没有？”
　　“没有。”
　　老人沉默地思索了片刻时间。
　　“您了解让雅克科洛这个人吗？”
　　“谈不上了解，”我说，“我只采访过他一次，听过他的演奏。”
　　“我也听过他的现场演奏。那的确是美妙的演奏。但是与音乐相比，他本人却如同笼罩在一团雾气里，谜一样的天才音乐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
　　“我看过一些关于科洛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九七三年出生在巴黎……”
　　“那些报道都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他或许是一九七三年出生，但决非是在他所说的巴黎。我调查过，一九七三年的巴黎绝对没有一个叫让雅克科洛的人出生。不止是一九七三年，即便以后的二十二年里，巴黎也没有一个人叫让雅克科洛这个名字。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五年，让雅克科洛这个人并不存在。事实上，他在一九九五年以前的一切经历都是虚构的。”
　　“虚构的？这是为什么呢？”
　　“恐怕只有他本人知道。所有证据都显示，一九九五年，一名来历不明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巴黎。不久，这名男子就成为了我们所知道的让雅克科洛。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音乐比赛中，钢琴天才让－雅克科洛横空出世，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就算科洛先生的确隐瞒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可是这里面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呢？而且他的音乐才华是货真价实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看法不同。您说得也不无道理。不过像让雅克科洛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没有过去没有笑容的天才，世间却是绝无仅有的。这点您不能否认吧？”
　　“即便他有些神秘的地方，又说明了什么呢？”我问。
　　“什么也没有说明。只是先列出疑点。线索被疑点纠缠在一起，那就只有从打结的地方慢慢理出头绪。对于我们谈论的事来说，这个头绪就是音乐。”
　　侦探老人把视线停留在照片上，过了一会才又看向我。
　　“您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古典音乐界一直存在的传闻？”
　　“古典音乐的传闻？”
　　“就是关于恶魔，以及恶魔音乐的传闻。”
　　“恶魔的音乐？”
　　我摇了摇头。
　　“恶魔的音乐，从我个人研究来看，首先有确切书面记载的是在文艺复兴初期的十五世纪，欧洲那时正从黑暗的中世纪摆脱出来。一位勃艮第公国的作曲家在日记中写下他曾听到魔鬼作曲的神秘音乐。传闻恶魔音乐异常美妙，但要弹奏它却要付出异常昂贵的代价。”
　　吕斯蒂先生就恶魔音乐的传闻解释说。
　　“但是事实上，从黑暗的中世纪开始，即公元五世纪年到公元十五世纪的这段时间里，西欧音乐主要流派所在地的北欧，就已经流传有魔鬼的音乐的传说。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宗教迫害的严酷局面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一传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的印证了。中世纪的神父们显然有许多娱乐手段，其中最为有名的一种，就是把魔鬼附身的可怜人用所谓不流血的仁慈方式消灭掉——烧死。以同样方式被处理掉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巫、吸血鬼、狼人、异教徒。如今人们在翻阅中世纪的历史书时，还能闻到纸张上那驱之不去的烟熏恶臭味。熊熊的篝火在整个欧洲大陆燃烧了近千年，无数人的肢体在火焰里翻滚扭曲，灵魂在大地上哭泣诅咒。任何宗教信仰所形容的地狱场景都从来没有这样栩栩如生过。”
　　他接着说了下去。
　　“似乎扯得有些远了，让我们回到音乐的话题上。有关恶魔的神秘乐曲记载，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就陆续多了起来，几乎涵盖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地方。不断有音乐家声称，自己受到魔鬼的启发，写出了或弹奏出了无比美妙的音乐。例如塔蒂尼就说自己的一首小提琴曲是由魔鬼协助完成的，就是那首演奏技巧要求颇高的《魔鬼的颤音》。也有谣传说帕格尼尼与魔鬼定下契约从而获得天才的小提琴演奏技巧。似乎着迷音乐的人很难抵御来自恶魔的诱惑。这一方面，您的职业既然与古典乐直接相关，对于西方音乐界流传的那些奇闻异事，应该也知道不少。”
　　“不是太多。”我说。
　　“除帕格尼尼外，李斯特、亨德尔也被人用魔鬼般的技巧形容过，这只是一种比喻方式。为什么人们喜欢用魔鬼来形容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呢？这谁也不知道。莫扎特临死前所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据说也是应魔鬼的要求所作。但是所有与这些魔鬼有关的音乐的传闻，都不过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传闻不是事实。所谓事实，必须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经历。”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现在已经有一件事实发生了。我们都知道钢琴家已经死了，以那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死了。”
　　“也许那只是事故，或是意外。”我说，“我没觉得钢琴家的死与恶魔音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为我还没有说到。”侦探老人平静地说，“我接着要和您谈的，正是有关钢琴家的死、恶魔的音乐、还有手背上的北欧文烙印这三者间的关系。”
　　他停下来呼了口气，把两只手放在毛毯覆盖的腿上。
　　“先生，我今年七十四岁，可是在五十九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以及他的死去了。”
　　五十九年前。我心算了一下，那就是一九四三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留给我一盘磁带的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与我同样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二战时当然还不存在。可维多克二世却说自己那时就已经知道一位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的死去。我无法回应他的话，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单人沙发里。
　　乔佩特森端着煮好的咖啡回到了客厅。他给我和老人各倒了一杯气味浓郁的炭烧咖啡。我们默默喝了会咖啡。
　　喝过咖啡，维多克二世讲起了他在五十九年前遭遇的事情。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烙印（3）

　　“一九四三年，我十五岁，住在巴黎中央菜场的贫民窟里。那时希特勒正与斯大林拼得焦头烂额。艾菲尔铁塔上飘着铁十字旗，巴黎满大街都可以看到德国佬、德国狼犬和他们的摩托车。就像罗谢瓦扬（注：法国抵抗运动文学作家。其作品《荒唐的游戏》曾获法国联合文学奖）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每个在巴黎的法国人都参加了，或者声称自己参加了秘密活动。对我这个年龄的法国男孩来说，对付德国佬的方式就是偷他们的东西，食品、衣服、医药、武器，无所不偷，偷回来要么自己用要么卖给黑市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是给抵抗组织跑腿的。我的抵抗活动也是如此。那一年的春天特别寒冷，从三月中旬开始巴黎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下雪，整个城区都被白色的薄雪覆盖，街道上都是德国兵留下的军靴印。就是在二十日这天。我遇到了那名德国军官。
　　“我在夏特莱剧院附近的一个公寓楼里给德国人当小工，因此学会一点点德语。偷窃德国人的公寓正是我的特长，而且我从来没失手过。三月二十日这天，巴黎也在下雪，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午后雪终于停了。我看准了住在公寓底楼的一个德国人的寓所，等女佣出门从后院翻墙进去，拿了些零钱，一条金项链。又去厨房拿了一块面包和两条香肠。一次拿太多东西很容易被察觉，一般我总是尽量少拿些，粗心一些的人家很可能会完全没有意识到曾经有人进来过。
　　“可是这次我多拿了两样东西。一件是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雕有纳粹标志的长匕首，另一件是从留声机上取下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唱片。匕首做工精良，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正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乐曲。这两件东西我都很想要，所以非拿不可。我把香肠面包和唱片包起来裹在外套里，匕首太长，口袋里放不下，就贴着内衣别在了裤腰带里，仍旧从后院翻墙离开。
　　“外套里有这么多东西，走起路来当然显得很奇怪。我尽量穿小巷回家，但是走到制革厂街时，我怀揣东西的怪模样终于引起了一个德国巡逻兵的注意。这名德国兵大概十八、十九岁，脸上有许多青春痘。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跑，他已经迎面挡住我，用德语叫我抬起双手，我只能照办了。外套包裹着香肠面包和莫扎特唱片都滑落出来。他脸上微微带着冷笑，用枪指着我，叫我脱掉外套，想知道我还藏着什么东西。钱和项链也被掏了出来，最后那柄带铁十字标志的匕首也被发现了。
　　“看见匕首，德国兵脸色变了。大概他觉得不管是食品还是唱片，都只是普通物品，但是这把匕首显然已属于武器，而且是德国人的武器。一旦是武器，就与战争直接相关，我的行为因此也就不属于简单的偷窃了。他用枪管捅我喉咙和耳朵，用枪托敲我肩和胸口，用军靴踢我的腿，问我匕首是怎么来的。我装做听不懂德语，没有开口。我把这看成了一场战争，一旦我开口回答，输了的人就是我。如果他使用暴力而没有得到答案，那么，输的人就是他。德国兵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动作野蛮起来，直接用枪托砸我的头。我被打得东倒西歪，右脸和额头都被打破了，眼睛肿了起来，鼻子不停地往地上滴血，但我一直保持沉默。德国兵愤怒起来，步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我从他眼睛里看出他有了打死我的念头。我害怕了。
　　“但他没有开枪，只是叫我拾起掉在地上的一堆东西。他自己拿了匕首，押着我往德军保安部的方向走去。我一声不吭地抱着食品和唱片往前走。
　　“走到夏特莱广场的喷水池边，我看到路边停着辆德国军车，车旁站着一名正在吸烟的纳粹军官。他靠着军车，若有所思地看着剧院大门的方向，不时吐出一个烟圈，又用夹烟的右手将烟圈驱散。军官手上戴着皮手套，左臂弯处夹着百科辞典大小的黑色匣子。他穿的并不是正规的德军陆军军服，军服上臂处有一块菱形标志，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是党卫军最高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三九年指示组建的一支专门执行屠杀犹太人任务的队伍。行动队直接听命于党卫军副头目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指挥。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警察和盖世太保构成，共有三千多人，身穿特殊军服，手臂上佩有保安处的菱形标志，共分为A、B、C、D四个支队。行动队主要在东欧南欧以及苏联境内活动。仅苏联一处，他们就消灭了约九十万的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五月海德里希于捷克被刺身亡。为了纪念海德里希，党卫队把随后的灭犹行动称为‘莱因哈特行动’。我看见的德国军官，穿的就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军服。
　　“德国兵同军官行了纳粹军礼。军官问发生了什么事。德国兵就告诉军官我偷窃了德国人的东西。他称军官为上尉。上尉大约三十来岁，金发碧眼，长相无可挑剔，身材也高大修长。用纳粹的话说，一个纯种雅利安人标本。他长得和乔有些像。
　　“上尉似乎对我的偷窃并不感兴趣，当德国兵把我偷窃的东西告诉他后，里面有一两样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并没有将这种敏感表现在神态上，可是我却觉出了那一点变化，像是身边的空气被什么东西抽光了，我喘不过气来。他叫我抬起头，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脸上。我不由打了个哆嗦。那是一双因常常注视死亡而漠视生死的眼睛。眼睛里没有任何人类本该有的感情，什么都没有。那眼睛只是白色的眼仁和蓝色的瞳孔的结合物。
　　“他就用那双眼睛看着我，看我脸上各处的伤口。伤口虽然已经结了痂，但被他这么一看却火辣辣地痛。鼻梁不知道有没有被打断，鼻孔已经被凝结的血块堵住，有些血倒流进嘴里，我努力把嘴里的血咽到肚子里。他的视线从我的喉结处缓缓下降，落在了我抱着的唱片上。他微微笑了笑，用夹烟的右手把唱片抽了出来。他把唱片拿在手上，欣赏了一会唱片的封面。
　　“‘你喜欢莫扎特？’他用法语问我。他的法语说得十分标准，带有一丝施特劳斯圆舞曲的韵味。
　　“我点了点头。
　　“‘学过音乐？’他问。
　　“‘小时候学过一阵子钢琴。’我说。
　　“‘为什么没有学下去？’他问。
　　“‘跟父亲学的。’我说，‘可他死了。’
　　“‘怎么死的？”
　　“‘四零年在色当死掉的。’（注：1940年5月，德军在色当打开法军的防线，进入法国。）
　　“纳粹上尉没有再问我话，直接把唱片还给了我。他扔下烟头，用靴底碾了碾，再从德国兵手上取过匕首，右手持刀，左手反复抚摩着匕首的刃尖。匕首的刀刃映着雪光。‘想轻松的话，就听莫扎特的音乐好了。’他自言自语说。说完，他又陷入了刚才那种沉思里，但在沉思的同时，他还在注视着我——就像是一名艺术家在掂量作品的艺术份量看着我。因为他这种冷酷的沉思，四周的空气比刚才更为寒冷，街道上的各种声音也像是冻住了一样传不到我的耳朵里。我垂头看着被碾进肮脏的雪土里的瘪瘪的烟头，耳朵里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紧张的心跳，以及皮手套与锋利的刀刃刮擦发出细微的兹兹声。
　　“片刻后，上尉终于停止了摩擦刀刃。他用德语命令年轻的德国兵押着我一起上车。士兵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但他马上服从了命令，押着我坐进了轿车后排座位。德国上尉坐上驾驶座，把那个黑匣子放在副座上。
　　“士兵问上尉去哪里。
　　“‘审判。’上尉说。他开动了汽车。
　　“军车往巴黎北部的圣丹尼郊区开去，中途基本没有停下来过。遇到德国人的岗哨拦截，上尉取出通行证便即获放行。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巴黎城区，眼前出现一片片连绵在一起的树林。树梢上挂着一层薄雪。
　　“开到一座破旧的教堂前，上尉停车叫我们下去。他打开后备箱取出一把士兵挖战壕用的铁锹，交给德国兵拿着。德国兵似乎明白了上尉是什么意思，看了我一眼。我也模糊到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厄运。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向教堂后的树林深处走去。我怀抱唱片浑身发抖地走在最前头，年轻的德国兵拿着铁锹走在中间，上尉带着黑色的匣子拖在最后。他好像十分看重黑匣子里装的东西。
　　“走了好一会儿，身后传来上尉命令停下的声音，我于是停住脚步。从这里往后看既看不到公路也看不到教堂，四面除了树还是树。仰头向上能看见一小块乌沉沉的天空。几片细碎的雪花飘下来，我觉得眼睛和脸上的伤口一样被刺痛了。
　　“上尉也抬起头仰望那一小块天空。过了一小会，他抽出匕首，面无表情地说：‘可以开始了。’
　　“年轻的德国兵闻言露出一丝笑容。可是就在他看向我时，上尉左手捂住了他的嘴鼻，右手用匕首一划，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他的喉咙。士兵倒下时，脸上的笑容甚至还没有完全褪尽。
　　“上尉扔掉匕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黑匣子，拍掉匣子上的雪。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佛朗科斯维多克吕斯蒂。’我磕磕巴巴地回答。我还不知道上尉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像杀德国兵一样杀掉我。
　　“‘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个历史人物。’他说，‘也许你会和他一样，也许不会。但是现在请你听好了，佛朗科斯。我要你挖一个坑，用地上这把铁锹，明白没有？’
　　“我点点头，放下莫扎特唱片，从死掉的德国兵手里取挖坑工具。死去的德国兵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两手僵直地紧紧抓着锹把。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掰开他的手指，拿走铁锹。他虽然已经死了，眼睛却没有闭上。死去的眼睛以茫然的神态望着我所在的方向。我挥动铁锹，在雪地上挖坑。雪下面的的泥土意外松软，腐烂的树叶细枝与泥土一起被铲起来。除了我们所站的地方，树林里的雪地还没有被脚印玷污过，白茫茫的一片显得十分干净。上尉不声不响地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吸烟，看着我铲土挖坑。他吸完一根又接着点上一根，一共吸了五根，地上落下五个烟头。他吸完第五根烟时，坑已经挖到了大腿这么深。
　　“‘把他放下去。’上尉说。他说的是德国兵的尸体。
　　“尸体非常重，我拉着尸体的两条腿把德国兵拖进坑里。坑不够长。尸体的上半身还露在地面上，看起来就像是躺在浴缸里洗澡似的。我费劲把尸体侧过去，把他的两条腿弯起来。德国兵身上的步枪与钢盔碰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没有拿那支枪，想也没想过。最后，尸体终于完全躺在了坑里。德国兵弯腿侧卧，两手滑稽地扭在身后，脸上沾着血污，奇怪的是，那诡异的微笑已经消失了，只有眼睛还像刚才那样茫然地睁着。
　　“‘都扔掉。’上尉说。
　　“我几乎马上明白了他要我扔掉的是什么。我把掉在地上的面包和香肠扔到坑里，把金项链和钱扔在了尸体身上。扔唱片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扔到了坑下面。那把匕首最后也扔了下去。扔完以后上尉做了个手势，我于是往坑里铲土，把所有一切——尸体、匕首、唱片，甚至是死亡，都埋掉了。一切都消失了，如同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地上唯一留下的是一些血痕，落下的新雪慢慢将其覆盖起来。”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烙印（4）

　　“上尉叫我跟他走。他单手抱着匣子走在前面，我拿着铁锹跟在后面。我们走出了树林，看见了教堂和汽车。上尉跟我走入了像教堂的建筑。这里以前曾经是教堂，但现在无疑已经废弃了。到处都是灰尘，木椅都断了腿，窗户的玻璃也都荡然无存。没有圣像，没有圣坛，没有雕塑，一个破损的木制十字架歪斜着靠墙而立。冷风呼啸着从窗洞来回穿过。
　　“纳粹上尉手扶着十字架沉默了许久。
　　“‘相比莫扎特，我更欣赏巴赫的音乐。’他说，‘巴赫音乐有一种宗教气息，或者可以说是救赎感。不过莫扎特最后的弥撒曲也能给我以同样感觉。他们都是天才，是人类音乐艺术的代表人物。’
　　“他说这些话只是因为他想说，并不是希望得到我的赞同，所以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自己得救了没有？你是不是在想这个问题？’他既像是在问我，又不像是在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痛苦地被杀死容易，还是艰难地活下去容易？或者是杀死别人容易，还是等着被别人宰杀容易？这是两个问题，却永远只能得到一个解答。但哪一个都不是正确答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真理存在，我对此十分怀疑。不过对你来说，’他转向我，说，‘佛朗科斯，你也许是得救了。你会活下去的。这么说吧，有一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独特的使命的。就像摩西被上帝选择了，今天你也被我选择了。不同的是，摩西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你的使命仅仅是传达。’
　　“我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获救，不会像那名德国兵一样被割破喉咙。但我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救。
　　“‘您要我传达什么，先生？’我问上尉，‘我应该怎么称呼您？’
　　“他微微一笑，四根手指在黑匣子上弹奏了四下。
　　“‘我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你只要记住等一会你所看见的和听见的就行了。至于传达给谁，这是你的选择，你以后会知道的。’
　　“说完，他把一直拿着的黑色匣子递给我，示意我打开。匣子是木头做的，没有锁。我用左手抱着匣子，右手推开了匣盖。匣子里垫有一层黑色的丝绒。当我看到匣子里的东西时，我不由颤抖了一下。那是一只被切下的苍白的右手。断手切面平整光滑，可以看见中心的白骨，手背上有着一个如同字母N的暗红色疤痕。
　　“‘请看清楚了，佛朗科斯，不要害怕。’纳粹上尉这么说，‘这是一只断掉的手，没有任何危险，你一定要看清楚，把它的样子记在心里。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只手！骨骼、血管、肌肉、皮肤、指甲，没有一样不符合至高无上的美学标准。看到它，你会想起古希腊的阿波罗石像，或者是多纳太罗塑造的铜大卫。罗丹先生一定会痛哭流涕的。上帝创造了美，人类创造了恶。多么谐和的世界！你为什么要发抖呢，佛朗科斯？这是艺术。好好捧着匣子，好好看着这只手，一直到死都不要忘掉，一直到死你都要记着，你曾亲眼看见过这只手。这只手曾弹奏出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美妙到你不敢相信。你看清楚了吗？如果你看清楚了，那就请你跟我描述你看见的东西。’
　　“‘我看见了一只断掉的右手。’我胆战心惊地回答说，‘手背上有一块疤痕。’
　　“他脱下军帽，摇了摇头，然后又戴上了军帽。
　　“‘你说错了，这不是一块疤痕。这是烙印。知道什么是烙印吗？牲畜身上有牲畜的烙印，奴隶身上有奴隶的烙印，犹太人身上有犹太人的烙印。五角双钩的所罗门之星，美妙的符号。不过你看到的这个烙印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是相当罕见的，相当高贵的，只有被神遗弃的，被恶魔看中的人才配拥有的痕迹。倘若你通晓北欧文，你就会念出它。西格尔，生命。生命，西格尔。拥有生命与失去生命。西格尔烙印。’
　　“‘我不懂北欧文。’我小声说。
　　“‘谁会懂呢？’德国上尉冷冷地笑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不懂，海因里希希姆莱不懂，我们伟大的元首也不懂。四零年攻下巴黎，盖世太保们在卢浮宫的地下室里发现一卷希伯莱文写的文书。文书里里提到了一首曲子。恶魔奏鸣曲。恶魔所作，被恶魔选中的人演奏。它有神秘的力量，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请问，谁是被恶魔选中的人呢？答案是手背上有北欧文烙印的人。真是滑稽，犹太文书里竟然会提到北欧文。佛朗科斯，这下你明白了吧？伟大的元首最爱音乐，对神秘事物又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听说以前还派人找过约柜和圣杯。因此，寻找具有神秘力量的恶魔音乐也就顺理成章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负责此事。而我，不幸就是指定的寻曲人。’
　　“‘您好像找到了。’我捧着匣子说。
　　“‘找了整整三年。’他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是觉得既然是希伯莱文献，大概会和犹太人有关。哪里犹太人最多呢？当然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最多。于是，我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集中营里转来转去，遇到手上有疤的人就拉出来追问一番。本来倒可以直接问懂音乐的犹太人的，可是一到集中营，所有的犹太人都声称自己不懂音乐，只是熟练工人。集中营让我想起卡夫卡这个犹太作家。他在一篇小说中写过一架性能优良、只需按一个电钮就将人切成碎片的杀人机器。了不起的预言。上帝的选民们遭遇到了自他们的先祖雅各以来的四千年古老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悲剧命运。看守们一边吹着轻松的小调一边进行愉快的屠杀。
　　“‘不过这些毕竟都是犹太人自己的事，与我没有多少关系，我非常忙碌，还要抽空去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综观所有历史书籍，人类的整个历史不外乎是谋杀以及谋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谋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谋杀，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谋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谋杀。哪里都一样，什么时候都一样。
　　“‘我漫无目的地穿梭于欧洲各地的图书馆和集中营，但是寻找恶魔音乐的事却毫无进展。直到半年以前，我听说有人在法国看到了手上有奇怪疤痕的年轻人，于是我再度来到法国。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找到了他。’
　　“纳粹上尉从匣子里取出断手，不胜珍惜地托在自己的胸前。
　　“‘非常幸运，我在即将开往索比堡（注：与奥斯维辛齐名的死亡集中营）的死亡专列上找到了这只手的主人。只差一步火车就要开动了。火车一旦开动，我也只有弯腰鞠躬恭送他滑向地狱的份。这只手的主人并非纯种的犹太人，他名叫让雅克科洛，年龄二十二岁。佛朗科斯，记住这个名字，他叫让雅克科洛。你记住了吗？’
　　“我回答说记住了。我是记住了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
　　“‘他是名音乐家，一名钢琴演奏家，我一看他的手就知道。’上尉低头看着胸前的这只手，说，‘我抓住他的手，把他从火车上拉了下来，直接带他来到一台三角琴前。弹给我听！我说。我叫他弹奏那首具有神秘力量的恶魔奏鸣曲。你猜他弹了没有，佛朗科斯？’
　　“‘他弹了。’我说。
　　“纳粹上尉点了点头。
　　“‘他是弹了。二十二岁的名叫让雅克科洛的钢琴家面露讽刺的笑容看着我。您真的想欣赏吗，先生？您不会感到后悔吗？他这样问我。我命令他弹。于是他弹奏了。他弹奏了那首恶魔奏鸣曲。’
　　“说到这里，纳粹上尉合起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
　　“‘美妙的音乐！无比美妙的音乐！这是人类语言永远无法描述的美丽。它能够让灵魂融化，能够主宰世间的所有思想，能够让一切变为荒漠，让一切失去意义。宗教算什么？民族算什么？国家算什么？人类的生命又算什么！这个世间只有恶魔的意志，这意志便是最高的艺术。它会让你看到希望，看到绝望，看到夹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可怜的人类。你会为人类的命运哭泣，为人类的诞生欣喜，为人类的毁灭高声叫好。它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垂死的天使，每一个节奏都是一次生命的重生，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个旋转的宇宙。但它又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段音乐，一首曲子。这就是恶魔奏鸣曲。这就是恶魔音乐的力量。我终于听到了。’
　　“上尉满足地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听完了音乐，我拔出手枪。演奏恶魔音乐的让雅克科洛微笑着看着我。我对准他的太阳穴连开了两枪，打死了他。你也许会奇怪，我把他从火车上救下来，为什么还要杀了他呢？可是我知道自己非杀死他不可。这样动听的音乐是决不允许落在任何人手里的。这样的音乐应该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如同那句老话，恺撒的当归恺撒，神的当归神。这音乐也应当归还给恶魔。并且，我切下了尸体的右手留做纪念。一看到这只手，我就会想起它演奏过的美妙的音乐。’
　　“纳粹上尉从我手上取回匣子，把断手放回匣子里。他像一开始那样抱着匣子，站在十字架旁。
　　“‘唯一遗憾的是，我也死了。’
　　“‘您说什么？’
　　“‘是的，佛朗科斯，你没听错，我是已经死了。在听到恶魔音乐的同时，我就已经死了。审判的火焰早已吞没了我。现在活着的我不过是行尸走肉，而且连这已死的躯壳也会很快消亡。不过即便我死了，我听到的恶魔的音乐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前面我说过，我选择了你来传达这音乐的信息。我死了以后，你还会活着。这场战争已经不会再持续多长时间了，你会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并且还会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活很长时间。倘若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使者，传达固定信息的使者。你一定不要忘记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
　　“最后，他用毫无感情的眼睛注视了我几分钟。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时间也到了。’
　　“德国上尉身上突然冒出了火苗。我不知道火是从哪里来的，转瞬间火焰就把他包裹住了。他的手还扶着十字架。木制的十字架也燃烧了起来。不止是十字架，地板、天花板、墙壁、破损的窗户、浑浊的空气，所有的一切都噼啪作响地燃烧了起来。火光中，纳粹上尉如同喷火的恶魔一样仰天大笑。
　　“我惊恐地看着燃烧的场面。好一会才意识到了危险。我逃了出去。过了一会，教堂在熊熊火焰中轰然倒塌了。十字架也好，纳粹上尉也好，那只手背上有北欧文烙印的断手也好，都不存在了。留下来的惟有一片灰烬。”

有须秀树

第二节 烙印（5）

　　“像上尉说的那样，我活了下来。之后不到两年，战争也结束了。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是一场梦，一场噩梦。噩梦纠缠了人们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影响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渐渐褪色。但是属于我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德国上尉和他提到的恶魔音乐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时常在半夜浑身大汗地醒来，仿佛还是置身于那座燃烧的教堂里。上尉命令我记住发生的一切，我记住了。我没有选择，不得不记住。那名德国上尉究竟是什么人？希姆莱是否真的曾负责寻找恶魔的音乐以及演奏恶魔音乐的人呢？当我想到要解开这些疑团时，已经为时过晚。战争早已结束，与这件事相关的几个人都已经死了。海德里希死于一九四二年的捷克，希姆莱与希特勒在战争结束时自杀身亡。纳粹的资料大部分已经不知去向。卢浮宫的地下室里也找不到任何希伯莱文卷宗。在寻找事情真相的同时，我成为了一名侦探。这或许早就被死去的纳粹上尉说中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不间断地搜集恶魔音乐的材料，但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有关恶魔音乐的事。这件事连乔也不知道。如同在树林里埋掉了偷来的唱片和年轻的德国兵的尸体，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埋掉关于恶魔音乐的信息。”
　　吕斯蒂先生把一九四三年发生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特别是那名德国上尉说的话，他几乎一句不漏地复述了一遍。他说上尉长得与乔佩特森很像。我于是看向挪威司机，凭借司机的面孔想像那名纳粹上尉的模样。
　　“一九九七年，我听说巴黎崛起了一位叫让雅克科洛的天才音乐家。起初以为这只是姓名的巧合。但当我看见音乐家的右手时，立刻知道了这不仅仅是巧合。”吕斯蒂先生用拐杖点着桌上的照片。“两者一模一样。”
　　“指疤痕？”我问。
　　“不单是疤痕，手的大小、形状、苍白的皮肤、连同断裂处的血肉，完全一模一样。应该这么说，当时装在匣子里的手，就是面前这张照片里天才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手，这两只手是同一只手。”
　　“您是说，一九四三年德国上尉杀死的钢琴家，与今天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是同一个人？”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相同的名字，相同的烙印，相同的手，相同的才华。两个人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可是，一九四三年的那个音乐家，不是已经被纳粹上尉杀死了吗？就算没有被杀死，活到现在也已经是个老人了。与我们知道的让雅克科洛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维多克二世说，“所以我才会调查他的过去，结果却发现现在的这个让雅克科洛就像是从真空里走出来的一样，什么过去都没有。您不觉得这非常有趣吗？”
　　我沉默地坐在沙发里，考虑这件或者有趣或者不怎么有趣的事情。两只手不可能是同一只手，两个人显然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不合常理。现在的这位让雅克科洛极有可能与一九四三年的那名钢琴家有关。但两者又会是什么关系呢？是血缘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
　　想了一会，我觉得为这样的事冥思苦想有些可笑，因为事情根本就与我无关。我轻轻摇了摇头，摆脱了那几个使人烦恼的问题。
　　“吕斯蒂先生，”我说，“既然您对钢琴家让雅克科洛有疑问，那就当面问他，把事情弄清楚不就行了吗？”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一开始就会这么做了。我会想办法单独和钢琴家本人见面，告诉他一九四三年有个与您姓名相同的音乐家死了，死后被割掉的手我看见了，与您的手一模一样。再看他有何反应，是这样的吧？”侦探老人讽刺地一笑，“可惜，我有自己的理由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我理解了德国上尉的话。”
　　维多克二世手指向自己的心脏部位。
　　“我是使者，传达固定信息的使者，奥丁的乌鸦（注：北欧神话里，传说神王奥丁有两只作为信使的乌鸦）。我永远无法解开谜底，如上尉所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仅仅是传达。现在，我已经将信息传达给了您，徐先生。”
　　“请等一等，”我坐直了身体，“您说您把信息传达给了我？”
　　“您以为我刚才是在说故事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已经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告诉您了。遵照那名纳粹上尉的命令，把恶魔音乐的信息传达给了您。”
　　“可是我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您也知道，音乐方面我除了聆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我来自中国，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懂北欧文。我同死去的钢琴家让雅克科洛也只有一面之缘。基本上我与您所说的整件事都毫无瓜葛。”
　　“但是他在遗嘱里提到了您，并且把一盘空白磁带留给了您。”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的名字只是凑巧出现在遗嘱里。”
　　“巧合即命运。”他说。“我认为您就是我必须传达信息的那个人。让乔去机场接您是我的主意，我是想先让他给您一个预警，可是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使您虚惊一场。”
　　“预警？”我问。
　　维多克二世的目光从我充满疑问的脸上逐渐下移，转折，停在圆桌中央的照片上。片刻后，目光又从照片滑到坐在一边的挪威司机脸上。很快，他的目光转盯着我放在沙发扶手上的双手。不久，从双手自然上移，回到我的脸上。整个过程显得异常缓慢，仿佛时间的固有步伐都被这个过程拖慢了。
　　“某种危险正在靠近您。用危险来形容也许并不恰当，因为我还感觉不出那是否是种危险。但您需要十分小心，因为，”侦探老人注视着我，说，“命运的钟声已然敲响。您已经没有了退路。”
　　因为去银行办理信用卡的关系，下午三点过后我才拿着两束鲜花回到薇奥莱特的公寓。离开维多克二世的寓所时，挪威司机要开车送我回来，但我选择坐了地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薇奥莱特好像没有回来过。房间里的一切都和上午离开时差不多。我整理行李，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旅行背包里。行李多了一件衬衫，两件内衣和一套洗漱用具。这都是她买的。好在原来带的东西不是很多，多了这几件背包也装得下。早上从茶几上拿走的钱悉数放归原处，另外加上了她替我买东西垫付的那部分钱款。数额是从收银条上知道的。
　　做完这些，我从书架上抽了本罗曼加里的《天穹》，坐回沙发阅读。这本关于非洲象的社会现实小说于一九五六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作者本人于一九八零年吞枪自杀，遗稿最后写道：“我玩够了。再见吧！谢谢！”
　　我没能读进小说，只是盯着不解其意的法文字母怔怔地回想侦探老人的话。恶魔，恶魔奏鸣曲，燃烧的火，断手，手背上的北欧文烙印，希伯莱文文书，集中营，德国上尉，纳粹，一九四三年死去的让雅克科洛，二零零二年死去的天才钢琴家，遗嘱，空白磁带。可这一切怎么会与我有关呢？为什么恶魔音乐的信息会传达给我？维多克二世的警告又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仍是一头雾水。半小时一晃而过，小说还停在第一页。看看手表，已经四点钟了。
　　刚刚再拿起小说，电话铃响了。铃响了好几遍，我不晓得该不该去接，这里是她的家，电话应该是打给她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她打回家的。
　　我拿起了话筒。对方是一位嗓音有些沧桑的男士，说着国际社交式的法语。他找一位姓Su的中国先生。是找我的。
　　“雷米卡埃夫人让我来接您。”男士说。
　　“您在哪里？”我想起来昨天的约定。
　　“在您楼下。”
　　我拿着电话机走到窗口向下张望，街边停着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轿车。
　　“是那辆蓝色的迈巴赫？”
　　“是的。”
　　“谢谢，我马上下来。”
　　挂上电话后，我一时间不知该做些什么。薇奥莱特还没回来，而我现在又要离开。应该是等晚上赴宴回来再来拿行李呢，还是带上行李晚上回来直接找家旅馆呢？我就此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就此离开好了，晚上再回来敲门拿行李，似乎很不礼貌。
　　我拿出笔，在早上她留下的纸条背面写：
　　“我先走了。谢谢。”
　　我把公寓钥匙压在纸条上，背上旅行背包，拿起为赴宴准备的另一束鲜花，走到门口，忽然觉得好像忘记了什么，回头环视整个房间。
　　窗台边有紫罗兰，书橱里有小说，茶几上有钥匙，沙发上有索尼WALKMAN。
　　那盘磁带。
　　我从WALKMAN里取出钢琴家留给我的黑色磁带，离开了薇奥莱特的公寓。
　　走到街上，暗蓝迈巴赫的司机迎出来打开车门。司机穿棕色套装，鬓角已见花白。我从打开的车门里坐进了轿车。轿车的驾驶席和后排座位相互隔开。有设计巧妙的活动拉门窗口和话筒可以互通消息。后座宽敞到能让人的两条腿能舒服地伸直。音响酒柜迷你电视一应俱全。
　　我卸下背包放在一旁，手捧花束坐在座位上。车门内侧有一块盾状纹章标志，盾牌中是一艘三桅帆船的形象，一把剑横贯其上，中央有个字母L，大概代指雷米卡埃这个姓氏。
　　司机坐回驾驶席，问我有没有别的吩咐。如果没有别的吩咐，他这就开车送我去阿耳戈庄园。
　　“您说什么庄园？”我问。
　　“阿耳戈庄园，在巴黎远郊。”
　　“金羊毛、伊阿宋的阿耳戈？”（注：著名的希腊神话故事，以伊阿宋为首的希腊英雄们驾驶着一艘名为“阿耳戈”的大船，渡海寻找拥有神奇力量的金羊毛。）
　　“是的，先生。从这里到阿耳戈庄园，大致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
　　我再无问题。司机于是开动轿车前往那座以希腊神话为名的庄园。音乐在车内旋转起来。我中意的肖邦。
　　“夫人喜欢肖邦的音乐。”司机在前面说，“您呢，先生？”
　　“我也喜欢。”我说。